《贫穷的终结》——未来国家发展走出贫困的怪圈
2015-03-23
尽管第三次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与生活物品的极大改善，然而世界上仍然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就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极端贫困人口急速减少，由此我们想要了解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尤其是广袤的非洲大陆贫穷落后的根源。
一、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挑战
我们通常将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比喻成一双无形的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生产出的产品出现剩余的时候，为了节约储存成本与获得其他自身需求的物品，人们产生了交换。当然，由于每个人对某项技能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每个人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技能进行生产逐渐就形成了专业分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分工愈发细致，因而每项生产工作都被细化成了无数部分，人们只需要重复每个细小的动作，于是熟练度快速提高，生产力也迅猛增长，然后出现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出现交换频率的不断增长，出现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高楼大厦，出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然而，我们更应该将此过程看成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任何一点的断裂都可能造成发展的扭曲与不可持续。
首先，在市场化改革中外部性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地方的发展滞后。在书中，最为显眼的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疟疾。通常，非洲给人的印象是贫穷与腐败，然而疾病有时候也是非洲国家所要面临的一大障碍。我们知道，非洲广大地区都处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沙漠与草原地区，这里终年高温，因而有大量生物繁殖。由此产生的蚊蝇与其他传播性昆虫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当疟疾或者艾滋病等产生的时候蚊蝇充当了传播的有力工具，而落后的医疗水平与社会福利使得大部分人难于接受到良好、及时的治疗，高死亡率无法避免。紧随其后的便是高出生率——父母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够存活，必须多生创造更多的后代保障机会。每个贫穷的家庭繁衍出了更多的后代，将原本就稀少的家庭资源分割成了更小的每一份，于是更多的孩子生活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中，生存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更别说接受能推动生产向前迈进的教育了。非洲陷入了人口陷阱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使产权得到私有制的保护，人们也难于产生积极的动力生产从而为自己创造财富——大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还有富余用于交换了，在这种情况下，狭小的市场范围成为市场经济的阻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地理区位：波兰在上世纪中前期位于两个强权国家中间，即德国与俄国，造成了数次被侵略的命运，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中国多地区呈不平衡发展状态，内陆地区由于缺乏天然的优良港，造成与外界联系较少，市场范围狭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并不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就能根除贫苦的根基。
其次，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习惯于掌握巨大的资源优势而不愿意放权，这一问题在中国相对突出。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年均8%的高经济增长率似乎验证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可否认，产权的部分私有化激励了一直在集体中消极搭便车的人群的创造力。过去，过分强调分配均等，即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生产方式严重影响了个人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激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创造自身财富打开阀门的时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有巨大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仍有着较大的保留。现在，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私有产权进行了合法化的转变，然而，如果我们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四个部分重新审视的时候，会发现政治还是将触角伸向了其他三个领域。由此产生了以下问题：
1、经济发展依附于政治，公有经济依然有着绝对优势。国家对公私有公司采取不平等政策，因此在国企中，由于企业受到国家特殊补贴，经理人缺乏激励机制，在任职期间更倾向于追求个人的短期利益，忽视企业长久发展。对个人来讲，即使对企业贡献较多，仍然得不到“领导”的青睐，毕竟企业的盈亏不会给“领导”带来太大的差异。因此在国企中垂直层级划分显著，官僚主义衍生，个人缺乏真正创新的动力而只能极力讨好上级。因此造成的大量亏损依靠着国家积累的资金来补贴，而用于其它领域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资金无可避免地减少了。而私有经济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政治庇护，不得不与政治结盟，在这样一种潜规则的运行下，公私界限模糊，经济秩序问题不断衍生。而产权私有受到公权的挑战时，难免创新的动力受阻，为经济发展动力埋下隐患。
2、法律受到政治的干扰，无法做到真正的法治。法治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经济的自由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护。我国目前仍然难以做到法治：法院要受党的领导，法律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市场经济真正充分发展的社会中，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政府不断扩张的“有形之手”，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速进商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当法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政党的决策凌驾与法律之上时，私营企业家难于发挥其企业家精神，毕竟苦心经营的资产在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段时间里，甚至“宪政”在我国都成了敏感词。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一届国务院发布的“国五条”对二手房征收房产税的规定，根据我国宪法，只有最高人民代表大会才拥有征税的权利，上届国务院这个条例显然是违宪的，然而在我国尽管人民的反对声不绝于耳，然而政策还是照例执行了下去，法律在此变成了摆设，只有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才被抬出来。法律的随意性也使得我国大量精英企业家大量移居海外，资产千万以上的六成已完成移民，不仅对我国的财政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我国企业家人才数量受损。
3、在社会领域中，也不乏政治渗透。非政府组织难以形成，严格的出版等审查制度将对政府的第三方监督钳制。我国前几年提出“德治”思想，但是形式上仍然是僵化的一套：几乎是强制性的思想灌输，单纯的靠树立榜样、建立道德模范等方式要求人们遵循。例如，每天晚间新闻联播，歌功颂德式的播送方式还要求其他主要电视台同一时间段都播放。我在读《论美国的民主》（一本写于近两百年前的著作）时发现，美国在报刊等舆论方面采取自由进入的方式——由于大量的舆论主体都能自由成立，于是每个小的个体的影响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政府还是能够在舆论的监督下得到稳固的存在；同时，信息准确度高的、受到市场肯定的媒体会逐渐成为意见领袖，因此不至于造成人们的信息迷惘。相比之下的我国虽然在近些年来言论自由相对得到改善，如微博的兴起、南方系列报刊开始尝试性的批评、监督政府，但是仍然要面临着删帖、停用账户以及媒体的高层改组等阻碍。此外，电影等娱乐文化依然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不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产业也面临着出口困难的局面，这也是我国成为电影、电视剧产量第一但是大部分都在内部消化的原因之一。
最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面临着阵痛。书中提到了波兰的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中国而言是相对急剧的改革。当原先普遍贫穷的计划分配时期被终止，伴随而来的是需求的井喷式的增加，这造成了物价的剧烈上涨，由此带来的可能是生活水平的不升反降的局面以及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以外，以往在计划经济中，大量劳动力都依存在国有企业中，当计划经济结束，国有企业难以抵挡竞争的洪流，无数倒闭的国有企业造成大量的失业群体，也对本身就不稳固的转型经济造成了更大的挑战。所以，诸如波兰这样转型的国家，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稳定货币与劳动力转移与激励。事实证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下滑后，波兰逐渐走向了正轨，极端贫困人口也迅速下降。
二、对于来自国际的力量
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教育中，更多强调“自强”，而对外界的协助强调较少。仿佛只要自身足够努力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这也是书中所提到的许多国际性公益组织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之类存在大量偏见：其贫困是由于政府过于腐败，财政计划合理，官员放弃腐败寻租似乎就能解决地区的贫困问题。但是事实是极端贫困的人自身需求由于难以满足，更别说拿出一部分资产用于投资了；能用于国家积累的的资产的部分本身就狭小，即使腐败现象罕见，也无法阻止基础设施的薄弱，因此产生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以及没有吸引外资的有利环境等问题也会使这些地区陷入贫困陷阱。
因此，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对于这种自身难以摆脱贫困陷阱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的贷款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帮助以及之前贫困国家难以支付的债务的减免，这些国家有摆脱贫困陷阱的希望：通过外界官方发展援助，贫困家庭在满足个人基本需要的同时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储蓄，而这些储蓄可以为国家基础设施等改善作出努力，同时公共设施的改善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品，在这一情形下经济良性循环的可能性增加，贫困国家也可以借此消除一定的极端贫困人口。在经济的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之后，我们再解决政治上的腐化现象就更为可能——市场的持续发展要求竞争与自由，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独裁、专断的政治统治将逐渐不被接受。
以上所有论断都是依据外界（相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愿意提供帮助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如何能确保这种全球合作得以进行，换句话说，富国以及国际组织采取援助行动的动力是什么。原因由以下几点组成：
1、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中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对人类的基本权利的阐释为世界各国的行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源泉；
2、每个国家如果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来说是普遍受益的。由于每个国家的特点不同，通过对贫困国家的救助使得世界市场的范围能够进一步扩大，最终能使各国（尤其是以前难以融入世界市场的贫困国家）发挥自身优势，优秀的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由此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作用可以使更多的人获益。
3、对于许多富裕国家而言，帮助弱小国家的成本极低，而帮助其发展进入正常化轨道却对自身的安全、移民流动甚至气候等方面造成巨大效益。当一个世界的贫富差异逐渐加大时，问题只会不断产生。
三、临床经济学诊断模型
人类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就是学会分类：将具有类似属性的物品归于同类。这无疑为人类的认知、学习、交易等诸多领域节约了大量成本。但是，我们无可避免的发现，个体所展示出来的特殊面可能被忽视掉。因此，在经济领域研究每个经济主体时也应区分出其特殊性。
例如，印度是一个宗教成分复杂的社会，对于印度经济的发展策略注定与中国大量无宗教信仰的人群所不同。对于不同国家的区别诊断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一开始需要支付一部分的评估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除了宗教外，对基础设施、价值导向、监督舆论系统、政权组织形式等等方面都是有待研究的。如果只是简单的模仿，如前苏联在后期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模仿，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最终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通过发现与临床医学相类似的差别诊断法来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无疑是富有创造力与建设性的。
【读书会梁木生老师点评】： 你看了这本书发现了，经济学知识与理论对于解释一个国家的贫困及其形成的经济原因有了更为切实的理解与认识，更对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自然禀赋、甚至文化都有直接而刚性的影响，这就给予那种市场经济的纯自由性论调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击，并对一个国家如何实施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有了强烈的感受与认知。不过，这本书也是存在局限的，这就是它很难将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干扰因素一一列出，而这些干扰因素是那样得强大、合理而又难以改变，例如几乎自由经济学家无一例外知道那个公有制是无效率的，但为何不少国家都走上了全面公有化的道路，以至于中国至今仍然不肯全面私有化，苏联是以全面私有化开始回归市场经济的，结果却是那样得艰难地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还有，尽管中国的公有化成分很大，却有近30年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这些也许需要更多的经济学知识与理论，还有其他知识与理论，才能认识清楚。拘泥于一本书或几本书的知识与理论是容易形成局限的。最后，一个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政治或者说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重要在于它对现代市场经济或者经济现代化有太大影响了。如何使这种影响始终或主要是正面的，似乎不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政治体制能够说清的，军人政权、独裁政权、一党政权都有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案例，但也有将本国人民整的死去活来的案例，这如何解释，也许更多的政治学知识才能说透吧！
作者：王槿瑶 明志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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