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2016-10-26
2008年，《哥伦比亚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刊登了一幅金融危机的讽刺漫画。漫画中，一个肥硕的资本家扮相的秃头男人从天而降，马甲上写着“经济”二字。一旁头戴星条旗高帽象征美国政府的男人手拿写有“刺激政策”的软垫，十分谨慎地放在“经济”的正下方，口中念念有词：“软着陆，软着陆……”不幸的是，比起资本家巨大的身躯，下面的垫子可谓杯水车薪，“软着陆”也只能是幻想而已。这幅漫画不仅表现了危机迫在眉睫的事实，确认了美国政府在资本与资本家面前窘迫的依存关系，还暗示了危机由小变大直到不可收拾的事实。是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给得少才造成金融危机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该怎样换个角度去理解这次金融危机？
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著作《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可供探索的视野。他认为，正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资本手段来拖延时间，让危机不断延后发生的同时放纵它让膨胀变大，才令迟来的金融危机难以收场。施特雷克的这本著作基于他2012年6月在法兰克福做的阿多诺讲座，作为曾上过阿多诺课的学生，施特雷克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阿多诺的弟子。施特雷克在本书中采用的批判理论折衷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申发出自己对政治与经济的哲学洞察。
《购买时间》将当代民主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起源前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考察了自那以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施特雷克意识到，基于对古典自由主义再发现的新自由主义普遍地抑制了宏观调控，令政府不得不利用资本手段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不断拖延危机的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由财税国家（tax state）转变为负债国家（debt state），最终成为整顿国家（consolidation state）。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一连锁反应导致的结果是十分消极的。为了厘清新危机包含了哪些经济主体，施特雷克在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较早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基础上，将原本危机讨论中的“国家”和“公民”两个层面拆解为“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三个层面。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债主在选举中将占据有利地位，民主的内涵将被置换，甚至动摇了民主的根基。
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概念一度影响了包括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在内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范式。《购买时间》没有脱离战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批判语境，同时也深受哈贝马斯理论的启发，尤其第一章“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From Legitimation Crisis to Fiscal Crisis）专门从新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施特雷克在本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种新的危机”的到来使危机不再局限于“合法性危机”讨论范畴内的“价值危机”。鉴于此，晚期资本主义框架下不能被充分阐述的已经远不止文化层面的问题，还有经济层面的诸多议题。
作为社民派学者，施特雷克借由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勃兴和资本主义世界“新危机”一事，不仅为追溯当前经济窘境的源流，也为弄清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微妙关系。施特雷克认为，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和公共机构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的张力和矛盾在七十年代暴露出来，这是一种时代症候。正如开篇导言部分所讲的那样，在施特雷克眼里，社会秩序总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随时都会到来。这正好呼应了作者对七十年代欧美民主的分析，即民主这一随时处于变化可能性之中的秩序正被新自由主义的征用。
七十年代后，由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经济危机正作为危机新形势悄然来临。最显著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水平达到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最高值，随之而来的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强行通过强制通胀的手段缓解危机，这就是施特雷克所说的“购买时间”。而当市场化了的公共机构利用货币贬值这一途径缓解经济危机的时候，普通公民的选票对公共机构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从短期效果来看，通胀确实一时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方面它把美元贬值的后果经由各种途径层层抛给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也为之后更大的经济和民主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购买时间”的第二个阶段，为了缓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开始增加负债，传统的财税国家转变为负债国家。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也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施特雷克认为，政府大量负债的情势从多方面影响了民主社会的根基。一方面，市场化消解了战后社会权利，一种新的被称作“后民主”（post-democracy）的形式悄然到来；另一方面，负债国家几乎完全无视了负债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公平被一种声称不要宏观调控的宏观调控把持着。
随着公共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债积累得越来越多，危机已迫在眉睫。这次政府采取了施特雷克提到的第三种手段来“购买时间”————向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发放私人贷款，同时将金融产品的触手伸向过去并不起眼的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人群背负了债务，但政府依然鼓励他们超前消费，以刺激经济。对于这些次级信用的受众人群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新世纪的头几年，美国市场的信心一度高涨。尽管房价持续上涨，竞争压力上升，但不少人仍愿意负担高风险贷款，并且相信困难只是临时的，总有替代性的方案会出现，未曾想过破产。
直到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采用降息等手段，配合政府的各项刺激方案，鼓励大众充实对虚拟经济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也许，这正是经济危机开始后经济遭到全方位重创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开始不了解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而是——基于施德雷克所言的“拖延危机”的考量。正如施特雷克所言，债务国家被整顿国家慢慢代替掉，这并不令人意外，而后者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虽然国家通过向更广泛人群借贷的方式将债务转嫁到私人领域，但并未填补公共债务实际的空白，原来的债务国家最终转型为整顿国家。
《购买时间》的论述基于七十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历史的先后时序。其中，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是施特雷克在研究中发现的三种“购买时间”以拖延危机的手段，书中的主体部分分章节依次讨论了这三种手段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后果。从施特雷克最后一章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本书站在了维护欧洲共同体的立场。他讨论这些内容的根本目的是试图打开一个能够预见未来欧盟国家发展方向的窗口，探讨包括欧盟国家的民主政治前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和欧盟的潜在危机等议题。
施特雷克基本认同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三种手段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之分，但他同时警告性地暗示了三者交叠作用于市场的存在。尤其对身处后金融危机背景之中的作者而言，施特雷克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明显的事实，它们正宣告着欧洲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有大量事实表明西欧国家的私人债务危机正与公共债务危机共同掌控着下滑的经济，并一起成为许多潜在社会危机的主导因素。本书写于2012年，就在2015年施特雷克做的几次演讲上，他都强调了自己对新自由主义波及欧洲共同体的担忧。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欧债危机又为他的预言作了注脚。至于接下来是继续发明新的方法“购买时间”还是寻找机会采取别的 办法，将是当前的局面留给各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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