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林毅夫的理论框架
2013-02-18
在将重点放在效率的微观经济学兴起之前，经济学作为亚当斯密称之为的“原富”的学问，重在探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兴衰。政府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谁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曾颇有争论。对政府怀有天然敌意的自由放任者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而另一端，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或者是天然的惰性，部分人渴望政府这个大机器能像超级计算机那样公平有序地运转经济。但真实世界中，真理或许是两者的妥协。
从林毅夫教授的历年的著作和发言来看，他一直以来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外部性提供公共品等服务上。这一本身基于学术研究的论断在我们当下可能显得很不讨好，而且就其出任世行副行长，更有人猜测其或许带着各种政府的任务。不可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年出色的经济表现推动了林的任命，但关于其他的各种猜测，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仔细阅读和理解林教授的论文和思想的结果。
林毅夫教授在2007年的《经济研究》上有一篇叫做“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的论文，此论文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暗含了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在何处的假设，但是在现实中，所有的国家是站在一条不断延伸发展的产业链上的。相对于站在产业链最前沿的发达国家，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中间的位置，这就为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指引。但是此时企业的投资很可能就会像浪潮一样涌向某个行业，形成林教授称之为的“潮涌现象”。在新兴行业兴起之时，金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推波助澜的效果，而当一轮产业投资结束或者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很可能就形成了产业过剩，传导至金融机构则会产生相应的呆账和坏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并不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把主要的任务收缩在为企业的创新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这清晰的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引导投资的流动，那么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以及金融系统的风险则有可能得到遏止。
当然很多学者对政府的作用有着天然的怀疑，并且他们也不承认“产能过剩”这个概念的存在。他们认为企业家独特的理解市场的企业家才能会使得他们把握潜在的投资机会，当某个产业存在潜在的过剩的可能性时，他们会自动退出。但是现实中的企业投资并非教科书里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的简单求解，投资有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带来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羊群效应”的现象，这就使得企业的投资会出现“潮涌现象”，这就对政府的干预提出了现实的需求。在一个投资流向的框架里面，政府的宏观政策能够影响投资流向，投资流向进而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会反馈到宏观政策的制定上，于是良性的循环便有了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干预的需要的，对这个名词的天然的敌意往往是不恰当的。
上述的探讨更多的着重于在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是向前看的角度，其实，林教授对于政府在国家发展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大量地体现在另一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著作中，这就是《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多如牛毛，但将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典型经济特征概括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理论框架下，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不能实现如后阶段的经济起飞，甚至出现了大饥荒等问题，重要的原因是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并不相匹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但是当时的中国是劳动力充足但资本稀缺的局面。所以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就需要从农业部门抽血，压低农村粮食的收购价格，并且建立一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固定在其初始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在金融部门，为了大型的重工业项目能够获得融资，就必须人为的压低利率，这就造成了”金融压抑”的现象。可见，后续的一系列的制度的形成，都是为了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完成赶英超美的目标，反而出现了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逡巡不前的局面。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是关键的，其不良政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林教授的理论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同时，其也强调，如果政策不当，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政府的干预是审慎的，更开放性和包容的。在政府的公权有可能侵害私权的现状下，批评政府也许会带来更多的认同，但相对于建设，批评也更容易，批评可以是捕风捉影、可以是瞎编乱造，很多带有着哗众取宠的色彩。我想，一个学者，不因自己的研究和政府的理念不合而畏葸不前默不做声，也不因自己的观点和政府的一致而沾沾自喜。林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看好，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子，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真切的希望这一判断成真。最后，允许我以科斯教授，一位经济学百岁老人的话作为结尾：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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