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谋杀
2009-10-25
[本文为《财经界 管理学家》杂志撰写]
在印刷术传入之前，为了将现世的荣耀传诸身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定制手抄本，希冀着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永恒的印记。柔软的羊皮纸书页上，书法大师华丽的笔迹如同茂密的树叶，细密画则是其中夺目的鲜花。恪守传统的细密画师们秉承着前辈大师们的严谨造型和线条，而前辈大师们则从东方的绘画中汲取营养。可是，大海彼岸的威尼斯传来了新的技法，凭借着这种魔鬼般的技法，任何人的形象都可以惟妙惟肖地呈现——甚至不仅是形象，运用这种技法绘成的肖像，真实得仿佛被赋予了灵魂：为万物赋予灵魂，是万能的唯一者的特权。现在，居然有人在苏丹委托制作的神圣的手抄本里羼杂了这种技法，亵渎的行为理应得到惩罚。谋杀一连串地发生了。
如果你对文学界的情形不是很隔阂，你立刻会发觉，这是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ım Kırmızı, Orhan Pamuk) 的梗概，作者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他最早被译介到中国大陆的作品，也是他获奖之前唯一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作品。颁奖结果公布之后，评论界照例会百花齐放一下。有人恍然大悟地指出，这本书全篇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而且每个章节都变换了叙述者，叙事结构直接继承了《一千零一夜》，属于纯粹的中东传统叙事手法。《一千零一夜》的传统显然不会让井中的尸体、画上的马自己开口说话的：帕慕克的作品，本身也是糅合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的混成物。从这部小说在土耳其的畅销程度可以得知，欧亚交界处的读者们显然并没有强求帕慕克保持纯粹传统的“民族的”叙事，甚至，对于他屡次被提名却迟迟不能获奖，有人愤然声称，正是由于他的作品太过畅销，才导致了瑞典人的迟疑不决：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历来就忌讳颁发给畅销书作家的。
如果跟踪浏览国内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某个研讨会上的记要显示，与会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我的名字叫红》主要的借鉴文本，是安伯托•艾柯的《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 Umberto Eco)。更为有趣的是，后者虽然也是一部反侦探小说，但叙述的恰恰是与前者旨趣相反的故事：故事发生的1327年，意大利北部某修道院，一桩桩惨剧接连发生，目的是为了阻止一部古代经典重新公诸于世：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一部未完稿，流传至今的第一卷讨论的是悲剧和史诗，而散佚了的第二卷就藏在这所修道院，它讨论了喜剧，有可能使人们开始对真理的重新认识，从而动摇对历时数百年才确立的基督教义的信仰。在凶手眼里，这部手稿宣扬的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依照惯例，临近小说结尾的时候真相揭晓，出于对真理对上帝的极度虔诚和热爱，凶手把涂着毒药的书页扯烂、塞入口中，并且点燃了藏书室。
作为举世闻名的符号学家，艾柯的作品向来弥漫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稍稍带点炫技的嫌疑；帕慕克则更为浑厚，同时混杂。按理说，小说家是不负责解决问题的，他的职责只是虚构并创造叙事的真实，这一真实往往会呈现小说家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小说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应该关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位小说家描述的时态里，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是否该保有或复活某一文化特质，当它正在遭受侵蚀，或者濒临灭绝？
出人意表的不仅是侦探小说结尾终于被揭露的凶手。现代学术视野一贯是以边缘化、综合化而傲视前贤的，很多时候，现代学术研究匪夷所思的程度，足以令最具创意最胆大妄为的罪犯自惭形秽。作为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 Tyler Cowen)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致密的作品。琳琅满目的名词、论断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给，继而为之振奋，如同持续来临的高潮。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的加速和加剧却更是毋庸置言的趋势。虽然有人把9•11事件称作反全球化倾向的一个标志不免伤害普遍的情感，但它的确是一记警钟。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只要不采取鸵鸟的姿态埋头于沙堆，四顾总不免茫然。比如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的凯歌高奏，即使香港和宝莱坞电影潮起潮落的繁荣也不能阻止其继续猛进，即使我们的名导们也不能抵挡小金人的恒久诱惑：你能就此断言好莱坞票房和奥斯卡品味垄断了全球电影业吗？再比如，摇滚乐曾经被社会主义阵营怀疑成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武器，也曾经风靡并且仍然在世界范围内风行，你能够否认它的根源不是黑人音乐在美国的传播和持续嬗变吗？当麦当劳和肯德基出现在苏州观前街和上海城隍庙时，古色古香中突如其来的突兀感确实曾经使不少人义愤填膺，但是如今还会有人抱有同样的愤慨吗？难道现在全国遍地可见的兰州拉面馆和沙县小吃店，这些中式快餐不是由它们直接催生的吗？只需稍稍涉猎历史就可以得知，目前全球范围内势头正劲的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混杂的移民的结果，尽管该国输出文化的派头确实令人反感。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断言：文化从来就不是恒定的，文化一直在交流和融合，文化的潮流冲汇激荡，催生更为丰富多样更为绚烂多彩的文化。
泰勒•考恩的基本观点毋须详述，也无法详述，除非我老老实实地把这本著作重抄一遍。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的论述方式。比如他把创意爆发紧接着文化和气质的迅速衰落称为“密涅瓦模式”，这个命名是借用黑格尔的著名陈述，“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展翅飞翔”。他举的例子包括安第斯编织艺术在刚与欧洲人接触初期的短暂繁荣。这或许可以使我们警醒：“兑现”文化气质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追随管理时尚的企业家。另一个论断是“往下笨”(dumping down)和最小公分母效应：前者意味着，数量越来越众多、内容越来越肤浅的文化垃圾，日益迎合低级的趣味，代表作除了美国脱口秀，还有我们的“管理大师”们为企业家们炮制的授课录像；后者则指出，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之所以难以维系，是因为高质量的产品意味着高成本，而为了获取更多的顾客，生产者往往追求“同质化”的产品：这也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好莱坞向全世界推销了如此众多的动作片，而中国的大牌导演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拍摄功夫大片。泰勒•考恩对此并不悲观，他断言：“只有当所谓的主流产品成了唯一可提供的东西，而且市场无法支撑多样性和边缘处的小众情感时，最小公分母文化才的确是件坏事。”从这个断言我们不难估计，中国导演们恐怕没人敢继续把成亿的投资砸向功夫大片，把功夫大片砸向海外市场了，除非真的坏了脑子。同理，企业家们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真的要在貌似利好的领域里一哄而上，比如目前的轿车业？
主流或者非主流能够并存吗？它们将如何分化呢？让我们举一个电视观众的例子。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为了看一回电视节目，我们可以跑到某个单位的工会活动室，那种心情比看电影还要激动，因为电影至少还可以赶下一场，电视节目却是稍纵即逝的。那个时候的任何一部连续剧都可以赢得几亿人的注视和讨论，因为没有供我们选择的余地。现在的电视频道实在是太多、节目实在是太丰富了，以至于有人整晚举着遥控器，却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频道。泰勒•考恩把这种粗放型的消费者叫作“频道冲浪员”。影视产品实在是太丰富，足以分散受众的注意力，给予他们选择产品的自由，也培养了他们辨识品质的粗略习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消费“一次性文化”。换句话说，随便撞上某个频道，恰好有那么一点顺眼，今晚也许就盯着这个频道了；如果节目进展的趋势不太适合自己的口味，或者插播的广告令人厌恶，也许你就会继续摁下切换键，继续冲浪的进程了。
那么，是否就只有频道冲浪这一种消费方式呢？显然不是。精致的消费依然存在，比如正在逐步壮大的《越狱》爱好者群体。通过互联网这一典型的频道冲浪技术，这一群体的信息迅速传播，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充。可以说，《越狱》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在充斥着频道冲浪员的时代，品牌也许是吸引消费者的最佳手段。当然，品牌的产生已经是另一个专门的学科了。即使在网络世界，“托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托儿赢取的，一定不会是长期的利益，频道冲浪员和频道冲浪技术（比如互联网），最终会导致相对理智的选择。虚假不能谋杀消费者的钱包，虚假唯一能够谋杀的，就是自己。
回到文化的话题上来。文化的纯洁性本身就是一个美妙的神话。事实上，不可能存在静态的文化。尽管在大众眼里，破坏现有的文化状态实属十恶不赦；而追求古典，则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高雅乃至高尚的举止，比如在客厅显眼处竖一只青花瓷，或者到公园里秀一秀宽大的汉服。网上的一位诗友，曾经如是辛辣地讽刺了诗歌中以古为美的追求：
今人望唐人，
唐人望汉简。
汉简望猿猴，
猿猴翻白眼。
（作者：迟钝的鱼雷快艇）
试想如果一路追溯上去，我们除了回去当猴子，还能干什么？重归爬行动物的行列？重返海洋？
也许，对于文化侵蚀以及丧失的焦虑，恰恰只是因为焦虑者发现自己正处在海子曾经描述过的状态：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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