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吸收进马格南后,我曾分别向马格南的四位创始人请教。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因此我把他们的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并告诉他们这些人说了什么,罗杰对我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我一下子明白了,马格南是由一伙个性极强的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但是,他们也给了我不少好的建议,例如怎样在纽约找到一家好饭店,当从埃及去以色列时如何才能换到签证,怎样设法穿过拥挤的阿拉伯市场,但没有一条是关于摄影的。”
——马克•吕布在位于左岸的公寓中接受采访
四个创始人先后死在了前线三个,毫无疑问,马格南的摄影师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一群人,充满个性,勇敢无畏,一个好的纪实摄影师无疑是有着冒险家的特质,而一个好的冒险家却不一定是能成为好的摄影师,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摄影师除了必要胆量和果决,还要有善于发现的双眼和好的艺术品位,如果再有一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就再好不过了。尽管在新闻从业者的戒律中会强调冷静、克制,不被个人观念和情绪所左右,这样才会让事实的呈现中立、客观,但如果将纪实摄影作为艺术映射现实的某种媒介或形式,激情与理想主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在本书中,除了对罗伯特•卡帕的生平介绍略微详细,其他很多重要的摄影师,都只能草草带过,因为杰出的作品和人物如此之多,经历和故事又都很丰富,给每个人出一本传记,似乎都不嫌多。让我惊奇的是,马格南的组织形式几乎是现代坏民主的典范,也许是因为摄影师这一职业的独特性吧,所有的人和事情都在强调自由和个性,而缺乏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以至于在罗伯特•卡帕英年早逝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做这个组织的精神领袖,更没有人可以高效治理和充分发展马格南,于是多年的混乱和濒于崩溃也是不难理解的,而马格南没有最终垮掉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摄影师都是行业最顶尖的人物,甚至名垂青史,出色的技术和声望,是很多同类机构无法相比拟的。相对于马格南的故事,其实我更愿意了解摄影作品里的故事,比如那些照片里的人因何而来,遭遇了什么,后来又将如何。
自人类文明学会书写历史以来,记录历史的方式不断改变,摄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载体,相对于文字它给人的感官建构更为具象,且不易捏造,而相对于影像,人们在观看摄影作品时会拥有更大的思维深度和广度,在接受上不会处于被动,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或许会更为深刻和有内涵。当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观看之道,这是不能勉强的,在一个充斥着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中,所有的观念和表现形式都在不可避免的衰老,我们生活的世界却似乎正越来越年轻,因为社会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它永远不缺好故事,无论你在场还是不在场,知道或不知道,总有一些人会在哪里,用摄影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鉴于本书的图片量太少,有关作品的介绍也鲜有详细评介,建议读者可以配合马格南的经典影集来阅读,因为有分量的作品与好故事才是马格南的主体和精髓,例如下面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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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八
2016-03-07
到目前为止,系统知识似乎还是个稀有的名词,定义模糊甚至缺乏理论依据,但就我看来,这本书的内容与知识的结构,已经形成了系统知识,因为它简单扼要地概述了管理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总结了各种管理思想的优缺点与案例,理清事物发生、变化的因果与逻辑,使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能够对学科知识有着一般性的全面了解。此类书也一般也有着共同的缺点,比如限于文本,观点论述得不够深入,还有就是对交叉学科的影响介绍不多。当然,百年的管理发展史,远不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能管中窥豹的,但它能打开一个深入学科知识的路径,让有志于更深入了解管理学的人,理清脉络,分清层次和体系,更好的定位自己所需要钻研、深入的知识点。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清系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有人说,对于中国目前的管理来说,现实杂乱,理论中找不到答案,其实我以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知识从来就不是只局限于提供答案的,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无疑是把知识当作了工具。我认为系统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完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提供人们必要的专业常识,以建立一个人的思辨能力,因为只有具备了思辨的能力,人们才会对事物有着更为广泛的前瞻性和延伸性,才能将旧有事物良好变通,继而产生创造力。
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基因的东方来说人,特质与国情同西方截然不同,一些管理理论能否很好的应用,这还是一个不好说的事情。很多中国企业家不一定具备多么高深的系统知识,但仍然能够很好的管理企业,就在于他们的思辨能力来自于良好的常识和经验,经验是通过个人实践得来的,而系统知识的贡献在于提供基本的常识(不系统的知识也能提供常识),丰富的常识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规避风险和有效治理,当人们遇到困难和偏差,需要对理论进行合理变通时,经验和直觉又往往占了上风。
理论和实践存在差距是普遍现象,知道和做到永远是两回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价值标准。对于中国的企业管理来说,答案从系统知识中来,更要从系统知识中走出去。灵活的变通和广泛的共识,是中国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充分实践的必要条件。
对于目前对于中国企业管理最大难题,我认为是商业伦理问题,在我看来,伦理这个词往往代表着一个人或事物的合理秩序和准则底限,而道德则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连底限都还没有达到的话,道德是谈不上的。西方国家在商业伦理上已经有着百年以上的建构,制度、准则乃至人的职业素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无论从社会成本还是企业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来说,已经趋向于合理、稳定,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的治理,有着更多的发展性和可能性,企业也乐于实践和挑战日新月异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国家,毫无可能发展成像西方那样的高福利社会,在经历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后,我们不得不承认,阶级已经产生了,对于企业的基层管理,或许我们再次回顾上世纪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X理论-Y理论,仍会有所借鉴与帮助。而对于阿尔弗雷德•斯隆创造的事业部制度而言,中高层极有可能成为一路“诸侯”,阴奉阳违分裂割据的情况屡见不鲜。
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落地中国,无不经过中国特色式的改造。在公司治理中,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靠各种关系、人情所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这使得人的要素,成为了一个相当难以控制的变量。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改造旧的公司比创造新的公司要难得多,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主义者比目光长远拥有大局观的人要多,出于被动和危机而改变的人比主动要求变革持续发展的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比居安思危积极进取的人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企业治理方式比系统化管理的多。人在本性上是利己和充满了惰性的,在缺乏信仰与价值观的情况下,就得靠外部环境和欲望的刺激,对于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来说,如何解决人的问题,是首要的任务,企业的向心力和实力,有赖于上下一致的团结,以及员工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社会和科技的演进,让企业的治理充满变数,过去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现在因为信息化程度高,知识泛滥了,获得成本也低,创新能力成了第一生产力。模仿和复制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将企业维持在行业中,一个平均线以上的水平,而所有站在行业顶尖的企业,除了有其独到之处外,还在于得到了先机。
管理的第二个百年,在目前看来,是属于电子商务和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创新,C2M不会只是个概念,众筹与合弄制,正逐渐颠覆人们对于企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想象,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们压根没有时间去参与企业内部的扯皮和内耗,极客和技术宅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无限的爱好。而对于中国传统行业的中、高层们来说,改变行为和态度是相对容易的事,但改变思维方式和观念却很难,甚至在这样的企业文化里,下一代人也会不自觉的追随前人的脚步,而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市场竞争,又往往要求企业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这就意味着组织内部的协同需要更高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关系更为直接、简单,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难以应对的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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