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洋：知识经济改变了投资世界——《操纵金钱》书评
2006-08-05
在和湘财证券金岩石博士的交谈中，他总是强调“新金融”这个词。其中的”新”指现代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也指互联网和纳斯达克出现后，对金融交易的影响，对国内来讲，则是中国现在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金融市场。新金融的含义相当丰富，只是在媒体和金融业界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我读完《操纵金钱》一书以后，我以为这个”新”还应该包括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盈利模式，从而使得整个全球的投资世界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从形式上看，今天的投资跟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和任何投资者一样，应该表现得完全没有感情，甚至要近乎冷酷。当一个地方遭遇飓风，当大多数人为那些逃离家园的人感到难过时，操作对冲基金的人想到的是购买建筑公司的股票。体现投资者冷酷无情的最典型的一句话，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创始人的一句闻名于世的名言：“当大街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就买进。”
当你去考察一个公司的CEO或CFO，如果他跟你谈话的时候，把门关上，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这个公司会有很多猫腻，说不定业绩造假。或者当他给你写一份材料的时候，用豪华纸张，写错了的话，一张一张撕掉，丝毫没有可惜之心。那么这个公司的财物成本方面，肯定缺乏控制意识。
保持不变或者发展太慢的事物是不能投资的。凯斯勒说：“变化是关键。”但是在一个规范、透明、成熟的金融市场里，“信息发布只在几毫秒之内，”没有人有时间优势，但重要的是你要走在新闻前面。当很多人从大家熟知的新闻里淘金的时候。凯斯勒不辞辛苦实地走访公司，从蛛丝马迹中寻找投资的机会或用脚投票。但这种投资考察大多数投资人士也在做，已经是这个年代投资人士的通则。工业时代也好，知识经济时代也好，这种投资考察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如果因此说，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与工业时代的投资毫无二致，这种观念的错误，可能就会影响投资的效果。凯斯勒成功的关键是抓住了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质变，从经知识经济模式中赚取巨额利润。他认识到了“硅谷不是工业，它是一个巨大的设计商店。”所以他的慧眼提早投资了real network和Instinet公司，赚取了三四十倍的利润。1999年时以377％的盈利成为当年对冲基金的第四名。给凯斯勒基金带来利润的所有企业都不生产任何产品，它们仅仅设计，让别人去生产。勤奋的投资考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投资理念，尤其是处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毕竟考察时，每个人带着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这套理念指导和影响着投资者对所考察公司的价值判断。凯斯勒说：“投资的秘密在所有商业细节里，在投资者的思考里”。在凯斯勒看来，“工业社会已经完结”，而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规模被激活了，设计和制造可以分离，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要“思考”就能赚钱，而新兴市场国家像中国则只能通过“流汗”赚很少的利润。用他书中的话说就是“我们思考，他们流汗。”
凯斯勒在《操纵金钱》一书中，一再讲述自己如何去做功课，了解瓦特在工业时代的盈利模式。那个模式怎样呢？“里面有市场需求（矿井中的洪水），技术（瓦特冷凝器和维尔金森的精密汽缸），资本（博尔顿的钱），知识产权（议会的专利法案）和闲置的劳动力（无地可种的农民）。”商业模式就是，给矿业公司安装蒸汽发动机代替马匹，收取矿业公司原来使用的所有马匹的成本三分之一作为报酬，一直到这项专利失效为止。只有众多的矿业公司用蒸汽发动机，公司才能赚钱。这就需要规模，但工业时代的规模有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之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发展瓶颈。
但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太一样，人类的综合知识是规模巨大的，尤其当电脑和互联网能提升人类知识时，它能代替高成本的的劳动力提高效力和生产力，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规模就出现了，它真的是没有任何限制。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盈利模式又如何？我们只要把微软作为例子就可以分析出来。微软的操作系统的初始研发成本异常庞大，它每推出一个产品通常需要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但产品开发出来后，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因而它的供应也就是无限的，只要有需求，永远可以得到满足。
再有一种是英特尔模式：只做知识资产，不做终端产品。它设计方案，用电子邮件发出去，委托中国台湾台积电公司为它廉价制造大量芯片。一个8英寸的晶圆中有2000个潜在芯片，成本只有2000美元，而一个芯片开始可以卖20美元，竞争剧烈以后还能卖10美元。它能从每个芯片中赚取至少8美元。在表面上，英特尔没有任何贸易，但是它赚取了利润。也许，这个芯片装在中国DVD机里又卖给了美国消费者，表面上看，中国获得了DVD机的99美元，中国赚取的利润只有2美元，但创造了99美元的逆差，而实际上美国赚取的利润远远高于中国。贸易逆差重要还是利润顺差重要呢？当中国为自己巨额的贸易顺差窃喜时，当美国为巨额的贸易逆差对中国愤愤不平时，凯斯勒的这种观察角度可以让中国人心情复杂，而美国人则会心情平复了许多。
很多人所以对这种贸易收支的看法产生偏差，是因为他们依然在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思考知识资产时代的事情。在现代贸易中，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与产品的贸易，往往是在贸易产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表面的产品价格，而是各方从贸易中赚取的利润。
这些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呢？知识经济时代设计与产品的分离，初始投资巨大与边际产出成本的细微，那就需要投资人士更为深入地了解所投资公司的盈利模式。如果没有市场的话，那么巨额的投资就会变成零。而一旦有市场的话，没有边际成本的的产品就会满足瀑布似的市场，滚滚的利润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不再有制造能力的限制，也没有规模效应的抑制，甚至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如果能够找到具备庞大市场的产品，投资的收益就不是工业时代的20％或30％而是30倍或上百倍。失败的话，也将是同样的巨额损失。
显然，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其风险远远高于工业时代。要避免这样的风险，那就需要仔细分析、细心考察。所以凯斯勒勤奋就在于“穿梭于会议之间，……找到微不足道的谎言，猛烈打击管理层，找到故事中的漏洞。”
但是把握趋势更重要，在《操纵金钱》一书的结尾，凯斯勒充满激情地说，下一轮投资“可能有希望的是这样一些东西，比如无线数据、纳米科技、生物信息技术，基因分类——谁知道这些东西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也许，那里有长期的和伟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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