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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融需要大战略 ——评夏斌先生《中国金融战略：2020》 -缪建民

2011-02-24

大金融需要大战略
——评夏斌先生《中国金融战略：202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年均GDP增速达到9.8%，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虽然已经形成了由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由拆借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但与我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呈现夏斌先生等讲的“弱金融”现象。当前，我们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新的全球经济格局及经济治理正在逐步形成。为了更好地把握发展机会并迎接挑战，发挥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增加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话语权，在金融领域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我国金融迫切需要从“弱金融”向“强金融”转变，夏斌先生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非常及时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未来10年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和步骤做出了战略思考。
纵观全书，我认为，《中国金融战略：2020》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1.战略性。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国改革开放在实施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清晰的战略，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九十年代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金融领域主要向美国学习。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也不能全盘学习了。可以说在金融领域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美国是我们可以摸到的最后一块石头。现在前面已经没有石头了，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金融怎么搞，就需要我们自己定战略了。夏斌先生的这本书正好适应了我们这个时代对金融战略的需要，十分及时。
2.针对性。本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架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非常严密的逻辑分析得出了政策性实用性极强的结论。正像书本的封面介绍的那样是国之策士的精心力作。策士的作品与研究人员的作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注重实用性。就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策士的作品一样，可能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充满了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光芒，实用性很强，价值很高，如西汉初期贾谊的《治安策》等。夏斌先生著的这本书其价值大概就在此。
3.实践性。夏斌先生是有丰富金融实践经验的理论工作者，所以他的许多观点既有理论上的推导，但更多的是鉴于实践的思考。他提出未来10年我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方向是：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这对于未来我国经济金融政策制定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中国金融战略：2020》是对未来10年中国金融的前瞻性分析，其中真知灼见，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金融将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开阔了思路。通过阅读本书，面向未来，我觉得以下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和研究：
1.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及世界经济治理变革过程中，中国应发挥怎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争取什么利益，需要我们从战略角度深入思考。其中的金融战略是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需要我们冷静分析、深入思考、扎实推进。
2.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大国金融，服务于大国崛起是当前的一个现实课题。金融既要服务于大国崛起，同时又要通过抢抓大国崛起过程带来的机遇，实现金融业自身的壮大。大国金融并不完全在于规模，而在于金融的全球影响力、全球竞争力。英国的经济早已没有全球性影响力，但伦敦仍不失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却还没有相应的地位。因此，怎么样建立起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具全球性地位和影响的金融业是我们面向未来十年急需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
3.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金融如何因势利导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在上世纪二次大战后，就充分利用了当时有利的政治格局，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谋取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直至今天美国仍在分享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红利。我们现在正处于需要思考这一问题的节骨眼上。
4．除了汇率、货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外，金融人才培养，以及对具全球影响的金融标准制订的参与，恐怕也是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特别是金融标准的制订看似是技术问题（如信用评级、会计准则、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的标准），其实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涉及金融稳定，也需要从战略角度加以重视。
总之，未来10年，将是我国金融大发展、大变化的10年，有许多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需要从战略上加以思考。夏斌先生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对我们思考这些战略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线图——丁一凡评

2011-02-2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线图
夏斌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终于出版了，可谓是老夏“十年磨一剑”的精心之作，也是业内人们翘首以盼的对中国未来金融发展大战略的分析。
《中国金融战略2020》全面分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一些看法观点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综合看来，夏斌的分析大约有以下6点值得特别注意：
1、不拘泥于发达国家金融实践的教条。比如，夏斌承认一般的金融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过程。但同时，他又能打破“迷信”，认为有些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并非发展中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业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本目的，金融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是歧途。老夏参考了大量国际金融、货币危机的实例，指出货币金融过度扩张是一切金融、货币危机的根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参考并借鉴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经济的经验，货币、金融的管理也不例外。然而，夏斌冷静地指出，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所谓“先进的、成熟的”金融制度与技术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金融系统第二个特质，即由于货币金融系统与生俱来的内在扩张性和不稳定性特质，其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利功能又是动态的、相对的，决定了这种信任的基础是脆弱的。因此，在确立中国今后金融战略时，我们必须始终注意这一点。
2、不迷信有所谓最佳的金融制度。夏斌在分析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及参照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发展时，总不忘指出这些案例中事物间的互相依赖性。他认为，某个国家在某个时间段选择某种特有的货币、金融体制是由它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背景等等决定的，因此没有什么绝对完善的制度，因为人们在制定金融制度时，是无法随意改变那些决定这些制度变化的其他因素的。
3、金融制度是一种动态平衡的体系。夏斌指出，金融业的发展总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关的，某种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某种程度的金融业发展情况。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尚不那么复杂时，过度追求复杂的金融业发展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事情。而且，如果金融发展不顾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它反而可能导致某种类型的危机。夏斌认为，“单个系统的变革，不仅需要其所在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变，而且同样需要其他系统的相应变动，才能形成新的稳定系统。因此，货币金融系统的变革，需要经济系统，甚至政治、文化等系统的一定变化加以适应，或者相反。同样，更大的系统的演进过程，也是人们认知预期修正的过程。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并伴随着人们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往往存在较大的波动。其结果，又将引起新的不确定性及其新的波动风险。”
4、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中国不得不考虑重新制定未来的金融发展战略。夏斌认为，今后的10年、20年，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革的累积期。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正逐步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他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已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了最大的债务国，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正在逐步削弱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了长期以来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积聚变革力量。中国身处变革力量的中心，其政策取向和发展势头不仅将决定中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这一变革的趋势。因此，出于变革中各国间“博弈”的需要，夏斌尝试着给中国金融的发展战略绘出了一张路线图，为今后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战略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5、独立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首选。夏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大国，人民币的汇率不能围着别人的货币政策转。用别的货币当名义锚的代价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要由着别人的货币政策，部分地丧失了自主权，因此所谓“挂钩”只可能是临时性措施。归根结底，中国的货币政策要以适合中国经济发展为最大目标。人民币汇率相对一些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或重要货币浮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浮动又不能太大，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因此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是未来一段“过渡时期”最佳的选择。
6、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条非走不可的道路，但应该谨慎慢行，多布局，少操之过急。夏斌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中心货币国”提供货币、金融网络及服务，将给它增添许多新的不确定性，特别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以浮动汇率为主，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国际约束力时，更是如此。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夏斌分析了世界上几大货币的“国际化”进程，那真好比是“有心裁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除了美元的国际化是美国有计谋地策划，用多种政策配合实现了美元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的霸主货币外，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成果差异很大。有的国家的货币在不经意之间成为别人喜欢使用的货币，也有的国家精心策划自己的货币“国际化”，最终结果却是别人用的并不多。夏斌认为，在未来5至10年内，筹划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势在必行。但此事急不得。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有战略意义，但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不会大，而且操之过急有可能招来更大的风险。所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我们应该像下围棋一样，更多地进行战略布局。
夏斌对中国金融的研究可谓久矣，他深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改革过程。他不仅熟悉中国金融业从操作到管理的各个层面，而且也是金融理论研究的权威。因此，对中国金融感兴趣的研究人员都愿意听他神侃中国金融改革的那些过程。而夏斌也十分慷慨，经常与金融研究界的后来者及新交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心得。我与夏斌相识以来的这些年，深深得益于他的那些深邃的分析。夏斌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集中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发展的总结及他对未来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展望，其中既有他参与中国金融发展的亲身经历与他得到的教训，也有他对世界金融史及外国金融理论的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研究不仅将成为国内研究货币政策及金融政策走向的重要参照，也会被外国投资人员奉为解读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金科玉律。
                                                        丁一凡
                                              国研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夏斌的浪漫情怀与执着使命——王巍评

2011-02-24

夏斌的浪漫情怀与执着使命

终于，夏斌写了一本被业界期待的金融与国策的书，《中国金融战略：2020》。

以夏斌的想法和能力，这本书应当很早就能写完，而且大行其道了。但是，社会上诱惑太多，变化太多，敏感加激情，老夏很难面壁清谈，不闻天下地埋头完成一部学术专著。此书内涵丰富，加上有两位部长作序，我自然避其锋芒，不谈其论点得失了。不过，夏斌其文如人，与君相识三十年，总要旁观侧语一番，示其性情与品味，不枉约稿之谊，必须的。

其实，夏斌以学者称道天下，还是这几年的事儿。之前，他更是中国金融政策的诠释者和操盘手。研究生毕业后，他从中央银行的研究所起身，编了些书，也写了一些命题论文，一介清谈书生而已。作为第一批到日本研修的金融少壮人士，在日本当时显赫于全球资本市场的野村证券，夏斌研习了一年。回国时置办了全套电器大件，也带回一本印制精美的长篇论文，应当是国内最早系统描绘日本经济崛起与资本纠结的论著。有此依托，他连续在一流经济刊物上发文，不时获些什么奖项，不时被高层援引或召见，我看，这也许刺激他日后更关注殿堂对策的神经。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前后，资本市场突然破土而出，金融力量甚嚣尘上。夏斌没有像五道口同辈一样下海组建各种金融机构，却略嫌寂寞地仍在中央银行研究所爬格子，证监会的政策部门打磨着，观察着。直到临危受命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在风口浪尖上折腾了几年。之后进到中央银行最清苦的政策研究室，又转任中央银行非银行信托司司长，参与清理整顿金融机构，最后孤家寡人地去创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研究所。期间，他一度有机会担任大省的金融主管，步入政治家仕途。推动者阴错阳差，老夏本人也是意兴阑珊，于是不了了之了。

以夏斌当下如日中天的声名而言，他的金融经历其实远比很多更能折腾的同道简洁得多。一般而论，官员执政，浮光掠影居多，学者坐台，纸上谈兵而已。老夏却是异类，其浪漫、担当、执着和厚道都是旗帜鲜明，当仁不让。这就造就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学者官员。

夏斌的浪漫夏斌当年在黑龙江插队许多年，上海人天生的小资品性早已经被冰天雪地的环境摧残殆尽了，在喝酒吃肉豪言壮语上，在北大荒喝过医用酒精掺水酒的老夏，丝毫不逊于东北大汉，并以此为荣。尤其是，老夏酒后更见睿智和幽默，南方品种的俊朗形像延展至今，更增添了些老成和魅力，这让众多人士一见倾心，再见倾倒。多少年来，老夏在各个圈子里始终是沙龙主角，最佳宾客。

任深交所总经理之时，券商客户交易所三角债务复杂，牵一发动全身，颇为棘手。白天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喧闹不已，别人已是头昏脑涨，老夏却淡定自如，正襟危坐。到了晚上，约上各路头领，举杯谈笑，化干戈为玉帛，举重若轻。

不解风情，何以解社会，不喑俗世，何论国事？老夏论道常常是自下而上，把握大众心理底线，循序渐进，有提纲携领之力，收画龙点睛之功。近年来，每每中南海问策，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岂知当下国务院参事之身，当杯盏交错时，豪情天下，有此浪漫情怀，如何不令人感叹。

夏斌的担当休说老夏书生，曾伏乱世苍龙。当年夏斌空降深交所之时，正值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各自为政之际。深圳有特区优势，上海有政治支持，彼此互不相让，拼命争夺上市公司资源，扩大割据底盘，一拼交易之高低。老夏上任伊始，便约我等众学弟建立战略联盟，要求为深交所保驾护航。其激情澎湃，其口若悬河，让我不得不躬身而为，效命向前。我当年在各地连续承销十几个上市公司，均以深交所为目标地。待老夏离任之时，深交所挂牌公司和市值曾一度领先上交所，令人惆怅。

从显赫一时的深交所老总，360度大转弯，转入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没权没力，无名无声，悄悄埋头文件，一时又被人不理解，视为“另类”。谋划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叙文、起草央行文件、以老总、笔杆子的身份转化游刃有余。

老夏担纲央行非银司司长之刻，也是清理整顿非法融资和地方政府欠债之刻。操刀不慎，或伤同业，或害政府。如做花拳绣腿状，则良心不能交差。老夏敢于担当，急流勇进。先抛宏论，冠冕堂皇，痛斥信托公司移花接木非法营生，再跨界出拳，揭露私募基金一举轰动。抢占道德高地之后，再下绵绵铁手，折冲樽俎，招降纳叛，一时间，信托、租赁、担保、基金、典当、债券、彩票等非银行金融品种，纷纷清理门户，洗心革面。一日，我陪同一位老总去老夏办公室解决债务纠纷，已经历时两年，青红皂白，天下皆知，只是无人动手解决，没人负责。老夏立约部下到场，限时交办，其干练和果敢，令人感动。

不予担当，何以办实事，不拘小节，何以成大体？金融向来为国家重禁之域，城外人战战兢兢不得其门，城里人故步自封明哲保身。老夏自恃才高权重，每每操持业务，高举高打，急于求成。城府不深，无视他人，动辄得咎。此种心机此种干劲，缘何误入仕途？所幸及早抽身，专心国策研究，也是成就了一代专家。

夏斌的执着机会多，朋友多，老夏的诱惑一直很多。仿佛游乐场里的木马转盘，无论上上下下左旋右转，老夏始终盯在中国金融界的操作前沿和政策核心圈。去年他的学生们给他整理了一本畅销书《危机中的清醒人》，试图将老夏包装成市场预测大师，实在是大谬。老夏的独特，重要的不是清醒，而是在执着。每个人都有清醒和糊涂的时刻，而执着于一个目标和路径，且终有所成，才是出类拔萃。

以我观察，夏斌的历练和学养，特别是坚守，造就了他独特的眼光和立场。老夏有官家的大局意识和精英情结，动辄从全球谈起，上溯历史，下及事件，三言两语就构造了一套金融政策的坐标系，逼迫你与他同步思考。老夏更有平民的切身体察和批判精神，不时以草根自居，左坦逻辑，右助理性，鉴定中肯地说服当局瞻前顾后决策，高屋建瓴立言。

许多学者间或在重大经济周期或重大事件时，都可以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和预测，很快就转为官员或者商人了，种种原因，老夏是坚守阵地三十年的人物，以至于坚守出一座座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这就是夏斌独到的执着。

夏斌的厚道。老夏名满天下，尽管架子不小，但多是为挡事而端着的。身兼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金融研究所所长等一系列显赫职务的他，始终是各地诸侯，京城要员，传媒论坛、学校讲台等在金融上弄点动静的首选，倘若平易近人，岂不是被人情世故陷于灭顶之灾。老夏私下总是疲惫不堪地骂我，能不能别再折腾老兄了，我的确没有时间。不过，我忽悠老夏去干点什么，从未失手。可见老夏善良，心地厚道。

当年我曾介绍一位沈阳的副区长与老夏喝酒，下过乡的同龄人，谈的高兴，一直来往很多。到现在，沈阳的市长们来拜访夏斌也要常常带上这位退休多年，在家养鱼的主儿来北京，担心约不上老夏。最近的一次并购年会上，我在五百人大会上开老夏玩笑，声称夏斌声名赫赫，妇联都要聘他当专家，台下哄笑，有人诧异。夏斌上台讲演前，首先郑重申明，本人并未担任妇联任何职务，全场又暴笑。

为人厚道，夏斌得道多助。做人淳朴，老夏返朴归真。我在金融的江湖厮混几十年，云游各界。诸事不成，交友颇广。上下左右学者均推夏斌为敏锐勤奋之才，无论观点正误。诸侯各界官员亦以夏斌为鞭辟入里之客，争先恐后延揽。犹记得，天津前市长戴相龙私下嘱咐，夏斌时有谬论，但的确有料，不得不听。光大集团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感叹，夏斌的确是官员中真正懂得市场，也是市场上能读懂政策的人物。金融大鳄索罗斯来中国时要与专家聊天，我拉上老夏与索罗斯一起去天津考察。一路下来，老索兴致大发，邀请老夏再叙几次。

夏斌的浪漫、担当、执着和厚道，造就了老夏的为人处事的特质，至于老夏的学术地位和高度，则超出我的学识与判断。不久前，我与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汤姆森路透中国负责人交流时提到夏斌，对方斩钉截铁地讲，路透社分析部的同仁一致认为他是解读中国金融政策的第一人。这才意识到，老夏俨然已经成为国际闻人了。难怪他满世界跑，我写此文时。想到他前年与美国总统布什叫板，今年又强硬主张人民币对美元注水的国家对策（参见《资本交易》2009年11月刊），联想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曾在中国历经数月，考察遍寻，最终选中夏斌，约请他写一部关于中国30年的金融专著，等等。

老夏正值壮年，这本书不过是投石问路，前途正远。“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做金融政策研究天下第一人如夏斌者不易，追随其后悉心领会如我者更难，退而求其次为夏斌摇旗呐喊却是责无旁贷。这本书要看，观点和要素都是前沿，杠杠的！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2010-12-5

庄严的大国金融宣示——丁志杰评

2011-02-24

由于研究领域相近的缘故，我有幸先于一般读者拜读夏斌老师和道富博士的力作《中国金融战略：2020》。之前就听说夏老师有此宏愿，翘首期待之余，心里也不免犯嘀咕：战略研究可不是中国人的强项，未来10年会有多少现在还不可知的大变化，这样一本书的受众面在哪？然而，一拿到刚刚出炉的书稿，疑虑烟消云散，顿感气息清新，文字亲切，观点犀利，思想深邃，直想一口气读完，几天里流连其中，领略逐递摊开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画卷。
因为中国，世界处于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改革开放前30年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尤其在过去10年呈几何级数的扩大，给世界带来的是格局性变化。举个直观的例子：2005年中国GDP赶上英国，中国人用了整整半个世纪实现了“超英赶美”梦想的一半，而接下来只用短短4年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达到英国的2倍，相当于在太平洋的一岸空投了一个英国。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奇迹！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转折还在继续。
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诸多大国光环下，潜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负环境”因素。在世界经济分工中，中国还处于低端，扮演储蓄者和存款人的角色。完成角色转化，成为世界的投资者和银行家，做好做强金融，是实现从经济大国到强国转变的关键。然而，现实的中国是金融弱国，是金融滞后。要抓住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做好金融发展这篇文章，决策部门“必须要有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
在作者看来，金融是一个四维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与金融开放所构成的完整系统。然在这本关于未来10年中国金融战略的著作中，论述涉外金融政策与战略的篇幅竟然超过三分之二。这似乎有些不协调，但却是大国意识和强国视野下的一种刻意安排。中国要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货币，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一个公认的金融中心。诚如书中所言，“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注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它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战略和博弈不一定是敌对的。作为中国学者，不仅要有大国意识，也要有大国责任感。“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政策成为对外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地区领导者，要积极参与、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被赋予新的内容。因此，尽管关于国际金融事务的中国战略没有独立成章，但相关的论述依然字字珠玑。
作者亲历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过程。他是当局者，三度任职中国金融的心脏——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当时中国金融的新生事物——深圳证券交易所，20多年的宝贵年华直接奉献给中国金融政策的决策、制定与执行。他又是“局外人”，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心一意研究中国金融，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谋划中国金融发展。作为亲历亲为者对中国金融的认识、理解和感受，非局外人所能及。在作者看来，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是中国金融战略的四大核心内容，而且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然而，对于范围极广、内容极丰富的国内金融改革这一命题，全书高度浓缩成一章，真知灼见俯首皆是，赤子之情露而不溢。这样结构的精妙，恰如棋风空灵飘逸的棋手布局。
作为研究者，我更欣赏作者为学治学之道。基于丰富的实践和深厚的底蕴，作者对主流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作者没有全盘否定主流理论，没有拿西方《资本论》研究热来说事，更没有照抄照搬，简单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基于对货币金融本源的思考，探索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特征的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提出“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的方向选择，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不仅是对已有理论的应用，更是对已有理论的升华。个中甘苦只有当事者明了：“在研究‘后起之秀’国家其经济、金融‘赶超’战略理论时，既应符合传统实证经济学（是什么）和规范经济学（应是什么）的研究方法，又不完全是传统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这是成功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关键，也是最艰难之处”“。更敬佩的是作者求真务实、敢言直言的学术品质。要知道，提出“金融弱国”的结论，恐怕是要得罪很多圈内人，起码有些人是不高兴的。这需要勇气。
战略是对未来的选择。本书论述的战略事关中国前途，事关国富民强，事关民族复兴，从而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作者没有拘泥于理论的条条框框，而是基于思想者的思想，用优雅、精致的文字写意，展示一份宣示：一份中国崛起的宣示，一份金融发展的宣示，一份学者情怀的宣示，一份向世界的宣示，一份向决策者的宣示，一份向国民的宣示。这份宣示值得我们每个人用心去读去品。

书评——王庆

2011-02-24

能有机会提前拜读夏斌先生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书稿（以下简称《战略》），感到非常荣幸。

在涉及中国货币金融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上，《战略》一书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最有高度，最全面，最系统，最严密的分析和讨论，其结论也最具有说服力。

《战略》从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高度出发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定位宏伟。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未来十年的中国金融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否有机会，像很多国人期望的那样，在全球经济中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在书中，笔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夏斌先生以其严谨治学态度，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诠释着中国学者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

《战略》的分析讨论内容非常全面，涉及到金融发展的基本理论，战略环境和方向，相关体制和机制设计，改革路线图，以及中短期内的具体行动方案。因此，《战略》可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它既可列在高校教学和学术理论研究的必读书目中，也可以成为放在政府决策者的案头参考资料。对于希望能准把握和判断中国未来政策发展方向的市场人士，也同样具有一起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如果太注重全面的阐述，往往有可能会失之于冗长和凌乱。《战略》的系统性分析，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可能的缺陷。书中的讨论和分析紧密围绕着关乎中国金融发展的最重要现实特征，即中国是“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战略》就货币金融理论的讨论，以及对世界经济史中各国各类实践的分析，都着眼于它们对中国上述实践特征的适用性。书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则注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一步步实现以下特征： “发达，成熟，人民币国际化，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战略》有强大逻辑力，严密的分析贯穿全书，其整体性经得起反复推敲。作者秉承寻根究底的哲学精神，从货币金融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出发，明确指出了现代货币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设计中国金融发展战略必要性和迫切性。作者尊重了“正统”理论的一致性，同时认识到其“相对真理性”以及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从而为研究中国金融战略问题打开了广阔而不失严密的分析框架。

《战略》的结论很有说服力。笔者完全赞同书中“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这一个重要结论。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面临四个重要机遇：高储蓄率，工业化及城镇化，全球化，和体制改革的空间。第一个机遇对于涉及中国金融战略尤为重要。充裕的储蓄意味着，中国相当时间内不需要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这种情形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储蓄，把他们转变成高质量的投资和财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系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交易成本。

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要求尽快消除严重的“金融压抑”，实现利率的市场化，破除国有大型银行的垄断，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中国如果不利用好“储蓄充裕”的时间窗口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一旦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使储蓄状况发生逆转，中国将不得不开始依赖于国际资本市场获取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到那时，中国在“国内金融没有充分实现市场化”的同时，被迫实现“涉外金融的全球化”，这将大大增加书中所警告的关于“金融过度发展”带来的相关风险。

对于在的某些个别领域（如汇率，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机构改革等）有特别研究体会的分析人士而言，也许他们不必然完全赞同书中的所有结论。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把相关零散的个别问题的分析，从一个战略的高度，放在一个整体逻辑框架里研究，同时提出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其相关结论恐怕很难和《战略》一书观点产生重大分歧。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正是《战略》的价值所在吧。

夏斌先生在书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可能不完全会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然而笔者相信，《战略》的出版至少可以降低历史“走样”的概率。

王庆
完成于香港到纽约的航班上
2010年12月2日

金融大家的战略思考——欧明刚评

2011-02-24

金融大家的战略思考
　　 —读《中国金融战略：2020》
　　欧明刚
金融问题对于大国来说，从来是一个战略问题。大国历来将金融问题与安全问题并列起来，从美国派驻世界银行担任行长的佐立克和其好几位前任分别拥有外交或国防背景就看得非常清楚。然而，中国在金融问题上似乎较少有战略性思维，有的只是在五年规划中由相关部门提出的反映具有浓厚部门利益色彩的计划。这可能与体制有关，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有关，也与时代背景有关。本轮金融危机让中国更有必要思考自身的金融战略。中国深刻地感觉到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没有金融大国来支撑将是如何被动。目前全球金融版图和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剧变之时，中国更有必要思考自身的金融战略，以什么样的目标和策略去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的确，金融危机让我们思考金融战略问题。然而要把这样一个巨大问题分析清楚却并非易事。我们可能见到一些学人的思想火花不时在各种媒体上闪烁，但少有系统性阐述。夏斌研究员与其助手陈道富合作的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以下简称《战略》）系统地对中国未来十年金融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给予了清晰的回答。他们的著作无疑是生逢其时。这部集学术性、政策性和实务性于一身的40万字宏篇巨著，不是金融危机所激发的偶然灵感，而是作者长期思考的心血结晶。夏斌先生是少有的纵横于研究部门、货币决策部门和监管部门的金融大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履历，使夏斌先生的研究既有许多决策和实务工作的积淀，也能从金融管理当局的思维跳出而让位于国家核心利益思维。夏斌先生早在人民银行总行研究部读研究生时曾在野村证券实习一年，对国外证券市场早有了解，这一他不太向人炫耀的“海归”经历，则让其有一个对全球化的全面认识。这些独特资源使他成为思考战略问题、设计中国金融蓝图的合适的思想家。
《战略》首先从理论层面对金融的本质进行了学术性分析，认为稳定的金融系统是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动（即涉及国内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开放（即涉及汇率、资本流动的涉外金融活动）四要素的平衡。这个复杂的四维系统与生俱来存在着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系统，还存在结构上的非平等性。这是制定金融战略的理论基础。
战略的制定依赖于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现状与趋势的理解。在对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金融的需求分析后，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的金融现实，即“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而金融战略就是试图摆脱金融弱国地位，实现与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第二大金融强国地位。基于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考虑，“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成为战略方向选择。作者认为“目前国内金融的发展，‘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放松金融各方面的市场准入，资金价格、产品创新等管制。”基于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金融弱国”的现实，作者认为“我国在拥抱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战略过渡期内，必须保持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态势。即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融合度上，只能是有限的。并且，两者需要在相互配合中推进。”这一核心理念体现在整个战略设计的各个方面。本轮金融危机使大家对全球化的收益和风险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但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趋势却为有关管理部门找到了强化金融管制的借口。但愿《战略》发出“充分市场化”的呐喊能够惊醒梦中人。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将战略目标分为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有序的金融对外开放、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四大目标，分解为15项小目标。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将“有序的金融对外开放”置于重中之重，竟不惜笔墨，专辟五章来分别讨论汇率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外汇储备管理问题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我想这不是因为这几个问题很时髦，而是事关中国金融战略大局并且解决起来难度很大需要很高的艺术。尽管对国内金融改革的战略视角只有一章的内容，然后却入木三分。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前国内金融领域的两个错误倾向：“一是过度或片面强调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一些人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所谓的‘现代金融’”（而“现代金融”的风险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同时，“管理部门间协调不力、对管理部门监督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根据这样的判断，他自然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对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如，准入限制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统一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新开放格局下的货币政策体系，金融监管框架与协调等。
本书的点睛之章就是最后一章，这章是全书的总结和落脚点，是真正构成政策建议的一章。本章将全书发展战略归纳为四大目标和四项原则。其中这四项原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这四项原则分别是“经济为本”，“中国金融的对内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的衔接配合”，“谨慎引进‘高杠杆’金融产品”，并确立七项工作任务。这些行动建议真正体现出一个国家高参的价值之所在。
对于文中的观点和建议，我不敢妄加太多评论。我更觉得这种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本书开始写作于2007年，那时次贷危机还未演化为全球危机，金融战略问题远非今天这样引人关注，但夏斌先生就有这样的视角，这确实与他独到的经历和思维有关。于是历时近整三年，终于完成。在当前“快餐”文化时代，这样慢工出细活的研究委实不多。关于中国金融战略是每一个学者和决策者都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可能最后落实到政策建议的就是那么一篇不太长的文章、一段话、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提法，然而，要写好这样的政策建议需要坚实的理论准备和对现实清醒而全面的把握，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当前的对策研究者中，我们看到的常是领导重视什么就写什么的应景之作，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是什么热闹就写什么的媒体文章。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有远见和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是关注国家命运、勤勤恳恳的研究者。对于战略性问题研究，国家应当有一批超越于部门利益之上专门研究之人物。对于国家来说，应当创造一个让学者安心研究基础性战略性问题的环境，而不让学者为了生存和体面的生活而通过“化缘”来研究。那样的话，则是学者之幸，民族之福。

国士献国策 ——评夏斌《中国金融战略：2020 》 ——徐以升评

2011-02-24

国士献国策
——评夏斌《中国金融战略：2020 》

徐以升

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摸着石头却不能过海。
经济30 年改革开放的成长，在中国经济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快要过了河，但前面却是汪洋大海。怎么过海，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主导思路，这一主导思路应该迥异于过去 30年的内部为主的改革体系。
夏斌先生的这一本《中国金融战略：2020 》，就是这个语境体系之下的深邃之作，是探讨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过海”的战略设计。
2008 年将是中国发展史上意义深刻的一年。这一年，在内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经济规模开始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外部，以次贷危机为引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则将整个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带入了重构期，中国过去一直强调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得到了改变。
内外统合考虑，中国过去30 年被动的融入型全球化战略，正在过渡成主动的参与型全球化战略。虽然还不是主动的主导型全球化战略，但已经从融入性过渡到参与型，从被动型过渡到主动型。这对中国而言是深刻的改变。
这种转变，尤其以金融战略为代表。展望未来10 年、20年、30 年，中国金融整体要从开发性金融体系向自由型金融体系过渡，人民币要从封闭型货币向开放型、国际化货币前进，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要从浅参与、被动参与过渡到深参与、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参与。
未来中国金融体系要实现的这一系列转变，是中国金融战略的目标，是要过的海的对岸。目前其实非常清晰，目标并不是战略，过程才是真正的战略。
夏斌先生即在此书中清晰的提出了中国未来十年的整体金融战略框架。这是一部宏大叙事，是一部金融国策论。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是夏斌先生在书中开列的中国未来十年金融战略主思路。笔者浅识，但深感这一判断的深邃之处，以此相反，如果未来十年中国走了一条“内部有限市场化，外部充分全球化”的路子，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战略误区。
所谓充分市场化，夏斌先生将其定义为，未来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应该达到的两种状态，即应具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应以充分的市场化为导向。这涉及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市场化思路，涉及中国国内依然管制的非市场化的利率体系等一系列金融基础。
只有有充分市场化的金融基础，才有条件推动后面的有限的全球化。笔者认为，除了金融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以外，未来十年中国内部的金融战略，还应包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固定收益类的债券市场。
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的美元，正是因为美国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回首日元上世纪 70~90 年代，当时日本主导过的第一轮日元国际化，最后失败就败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开放性的庞大的金融市场。中国未来的金融全球化要规避这一战略误区。
在外部全球化上，经济体量的上升，有可能会推动中国金融全球化的“冒进”。而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打好内功之前，冒进的金融全球化实是一场“拔苗助长”。中国金融外部全球化的战略主导，即应该是夏斌先生提出的“有限全球化”。
夏斌将其“有限全球化”战略，概括为，汇率制度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战略过渡期内必然选择；资本账户的渐进开放原则；人民币国际化的漫长进程定义。
这种定义是深刻的。如果中国冒然采取“充分全球化”战略，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急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前景不可能是成功，甚至是危机。
环顾当今世界，美元霸权体制主导了过去30 年的世界，美元利益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美元本位下维持运转至今。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实是一种国际分工格局、国际利益格局的划分体系。
在过去30 年中，中国是这种美元霸权体制的受益者。思考未来 30 年的金融战略，中国可以明确，要改变这种格局，分羹美国目前得到的利益。但是展望未来 10 年的金融战略，中国需要评估，是去选择挑战这一利益格局，还是继续跟随这一格局，从中受益、成长？
在笔者看来，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仍然将是继续做大内功、继续享受目前体系下的利益，同时绸缪 10年之后10 年的格局。这即是笔者理解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战略设计。
夏斌先生是中国的国士，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舆论短期化的时代，能够静坐书斋，以未来 10 年为视野，从国家战略出发，寻找中国未来的灯塔，不能不让人叹服。
我们期待到2020 年，再回看夏斌先生这本《中国金融战略： 2020》。

（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

夏斌中国金融战略一书的几点看法——余永定

2011-02-24

夏斌中国金融战略一书的几点看法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夏斌先生是中国金融学界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拜读夏斌先生的大作《中国金融战略》一书，收益匪浅。夏斌先生在该书中的讨论中囊括了当前中国金融中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没有对中国金融活动与发展的深入了解，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在心里做了一个测验：看看我是否能提出夏斌先生在该书中没有提出的重要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提不出什么新问题。
夏斌先生显然试图在《金融战略》一书提出一个认识与分析中国金融问题和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夏斌借用帕金斯教授的话强调了中国金融研究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对于接受过西方博士项目培训的经济学家来说，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什么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你根据在美国的经验认定你所应该做的解释，照搬哈佛经济学或麻省理工经济系最有名的五位经济学家的模型，那就错了。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也有可能为你博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的研究对中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中国经济学家想要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对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重大贡献的。”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条件赞同。
基于对于中国金融实践的任务，夏斌提出了金融 “四维系统”的概念，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与涉外金融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基于“四维”系统性的思考，并结合中国的特点，夏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体系，我将在最后提出一些简单批评意见。下面先谈谈我对夏斌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的看法。简单来说，我对夏斌的各种大政方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夏斌指出：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对此我完全赞成。夏斌认为：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对此，我也基本没有异义。
对于夏斌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必须仍然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大国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必须抓紧修正外汇管理的原则，我更是完全赞成。
夏斌对外汇储备使用的观点不但正确，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少人认为，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买来的，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动”。夏斌指出：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货币买来的，为什么市场（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币（包括发债筹人民币）向央行购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称为合理的市场行为？何况，如果市场主体用人民币向央行购汇，用于进口和境外投资，还可减少境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提高国民净福利和企业竞争力，并不妨碍央行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控制。夏斌接着谈到由“藏汇于朝”部分转向“藏汇于民”的问题。夏斌指出，决策者要相信，经历多年市场化历练的民间力量，在用汇收益上，并不亚于官方。而且，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须迈出去的。同时，民间用汇的过程，又有利于国内货币供求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其储备风险分散在各经济主体，也有利于减轻国家集中承担风险。夏斌的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过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企业和居民一开始就把外汇卖给了中央银行，为什么民不想藏汇于己？例如，农行上市筹集了二百亿美元后，为什么马不停蹄地把这些外汇统统卖给央行？答案很清楚：没有理性人希望平白遭受汇率损失。因而,所谓合理使用外汇储备的问题离不开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问题。
夏斌提出了我国对外金融政策的若干主张：
（1）应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议案。
（2）支持各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研究和发展。
（3）以各种方式，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实现区域性风险救助机制。
（4）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
（5）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投入更大的精力，牵头组织、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经济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又是高储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通过发展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战略的实现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约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现象。
（6）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中的中国利益。
（7）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夏斌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但我对他提出的，中国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恰恰是“小而不能到”的问题的看法，有所保留。我以为，中国同样存在大而不倒的问题。而且可能比美国更严重。四大银行占压倒优势地位，不是一件好事。
在一篇评论中，不断对被评论文章表示赞同也不是一件好事。因而，我想简单谈一下对夏斌大作的一点遗憾之感。首先，以爱因斯坦所阐述的科学体系的标准看，夏斌的著作还不是一个分析的体系。讨论金融发展，既可以用假设演绎法也可以用历史方法。但夏斌的方法两者都不是，还是中国传统的“摆观点法”。其次，由于方法所决定，书中的一系列观点不能说已经得到证明，虽然我对这些观点都表示赞成。第三，与前两点相关，夏斌著作中定量分析显得比较薄弱。最后，中国学者还必须考虑同西方同行交流的问题。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的了解是外国学者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如何让外国同行了解我们的观点呢？我们必须学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话语体系。否则我们只能自说自话。没有交流和正面的辩论，我们的经济学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当然，我对夏斌著作的这点批评只不过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夏斌本来就没有打算按我说的这种方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必须承认，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夏斌的方法论可能更具有合理性。

《金融战略：2020》推荐序——高善文

2011-02-24

《金融战略：2020》推荐序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外交战略名著《大外交》译为中文以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战略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相关著作平均每周至少出版两本，地缘政治、冷战思维、现实主义、阴谋论轮番登场，以“战争”“阴谋”冠名的书籍常年热销，在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认同。
然而，在延续了十余年的“战略”热潮中，对金融战略进行深刻探讨的著作却非常稀少。这种情况至少有两个成因。重要原因之一是探讨权谋战略入手较易，中国人素有爱好长短纵横之术的传统，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三国演义、厚黑学，可供研读的素材俯仰皆是，积累数千年，所需的无非是中外权谋机变的对接，而最终归本于对人性的体悟。相比之下，探讨中国金融战略入手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自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对现代金融的体用至多三十余年，其间又几多波折，有时波澜壮阔，有时万马齐喑，金融结构的变化、新机构的设立、新机制的形成层出不穷。这种情形意味着，如果没有持续的参与在金融改革的进程中，并进行勤奋而深刻的思考，那么很难理解中国金融的现状，很难了解许多制度设立的初衷，也很难认清改革的方向。不改初衷是英雄，对中国的金融战略进行梳理和展望，需要始终身处其间、博闻广识、不改初衷的人士。
重要原因之二是现代金融的复杂抽象远超人们的日常经验，对专业知识和中国政府政治过程的系统性把握是金融战略思考的必要条件。股市参与者看到市场暴涨暴跌会有意见，出口商看到人民币汇率时快时慢的升值会有意见，商业银行面临存款流失的压力会对利率政策有意见，监管层面对难以遏制的贷款愿望和管制规避型金融创新会有意见。但这些意见往往是集中在金融战略的局部战场上的，势单力薄，各自为战，甚至互相博弈，一旦涉及严肃而全面的战略思考，则推说“肉食者谋之”，然后一起来指责决策者的不作为。赢得战争不必打赢每一场战斗，即使我们不得不赢得每一场战斗，我们也需要调集优势兵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纵览全局，对未来十年的金融战略进行深入探讨和合理建言，无疑需要对各个战场都很了解，并且经历过多次恶战，饱受战火考验。
夏斌先生无疑是进行这种金融战略思考的优秀人选。他在金融监管、宏观研究和实务操作领域均有丰富的经验，并亲自参与过中国金融领域的多次重大变革。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中国 “十二五”计划即将开年的时刻，凝聚了夏斌多年经验与思考的这一著作可谓应时应运而生。通过这本著作我们不仅可以对中国目前金融结构的全貌及成因有一全面了解，明确金融战略任务，而且可以了解完成战略任务、进一步建设中国金融的路径与风险所在。我认为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对可操作性的追求是本书的亮点所在。因为坐而论道易，起而施行难。读惯了坐而论道的“战略”家们提出的形形色色不可操作的“大战略”，甫读夏斌此书便有耳目一新之感。也许其结论有可以探讨之处，但在这样一种可操作的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无疑可以起到在争辩中凝聚共识，积跬步以至千里的作用。
目前对中国金融战略的国内外关注焦点是人民币渐进升值的前景。夏斌在回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经济的长期增长，尤其是伴随着劳动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将在经济增长一定时期后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考虑到中国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并且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口上，人民币在中长期内出现实际升值趋势的前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展望未来五年，人民币继续升值10%-20%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样一种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背景下，“热钱东来”推动中国股市甚至房地产市场的上涨的乐观预期持续存在，并可能给监管层造成较强的压力，毕竟“广场协议”后日本的资本市场泡沫化及此后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的教训，通过众多媒体和出版物的渲染已经深入人心。可以预见的是，在此后中国金融战略的部署、实施以及金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这一因素将是反复出现的争辩议题。
实际上，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分析一下本币升值与资产泡沫的历史经验，就会发现本币升值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几乎没有必然的正向关系，如果勉强以计量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与表述的话，本币升值对资产价格甚至是略微偏负面的关系。例如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对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在内的主要货币的显著贬值。但在这一时期，尽管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有大幅的升值，其本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明显下跌的。国际清算银行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计算了各国包括商业地产、房地产、股市等资本市场在内的综合实际资产价格指数，其计算结果表明日本和德国的资产市场在这一时期均经历了约20%的跌幅。这说明本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为什么？本币的渐进升值确实可能会吸引跨国资本的流入，在边际上对资产价格甚至资产泡沫的形成构成支持，但本国通货膨胀情况如果较为严重，那么资产价格是可以不涨反跌的。因为通货膨胀一方面会损坏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并通过工资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进一步侵蚀企业盈利能力；一方面会提高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与货币当局遏制通胀的紧缩努力并力共进，对估值构成强大的压力。美国在七十年代的高通胀、加息以及估值下降正是这一情况的生动注脚。
仔细的剖析日本“广场协议”后的资产市场泡沫，我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即本币升值与资产市场泡沫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日本的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历了本币升值和资产市场的剧烈上涨，但需要注意的是“广场协议”并非美日之间的双边协议，而是一个包括英、法、德、美、日五国在内的多边协议，针对当时美元高估的现实，其他四国都认领了调整本币对美元汇率的任务。从事后成果来看，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实际上是与日元对美元升幅非常接近的，英镑对美元也出现了显著升值，但独有日本出现了幅度惊人的资产泡沫化。仍以上文提及的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实际综合资产价格指数为标尺，日本资产价格上升了近200%，德国上升了不到20%。这种差异是相当惊人的。
究其原因，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两国应对本币升值趋势的宏观调控措施的系统性差异所导致的。面对本币升值的前景，从企业界到决策层，都会自然的担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严重损害，进而使出口部门经受难以承受的压力，造成经济增速滑坡，失业率上升，甚至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思想和舆论压力下，政府倾向于采取对冲性措施来平滑本币升值的负面效果。例如日本采取了较为激进的促进内需的政策，反映在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信贷投放量的剧增。偏弱的经济与刺激性货币政策的组合往往会催生较大的资产泡沫，事实上中国自身在2009年就已经经历了这一情形。相比之下，德国的政策无疑更为审慎，反应在数据结果上其国内信贷增量是非常低的。
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人民币在未来继续有较为明显的渐进式升值趋势，只要采取合适的、审慎的金融与经济政策，那么资产泡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此夏斌在书中指出在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背景下，为抑制投机资本的负面影响，“在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行为加强监管”。这无疑是有洞察力的建议。

当然，在十二五计划开年、贷款需求较高的背景下，如何既支持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又采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无疑需要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权衡艺术。
上述这种全面而深入的思考闪光点在本书中随处可见，难以全面列举。总的来看，这本《金融战略：2020》凝聚了夏斌的经验与思考，是兼具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佳作，可称宝贵的“文献”。“文”的本意是“典籍”，“献”的本意是“贤者”。夏斌其人其书，是可当此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