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角落——“罗斯福新政”中有关货币的故事
2017-02-16
在美国近现代史中，的确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回归到了以物易物的阶段。1933年3月6日，上任仅三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颁布了一条行政法令——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根据该公告的规定，在银行歇业休假期内，全国各地的所有银行均被禁止对外支付黄金以及进行外汇交易。一时间，手中现金不足的人们只得拿出家中暂且闲置的生活物品或者开出欠条来完成日常的采购。而在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则正处于其最残酷的阶段。严重的失业与物价下跌已令生活无着的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千万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欠款而被迫告别他们的家园和农场，数千家银行因民众的挤兑而宣告破产。直到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发布前夕，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然垮塌，他们纷纷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了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以上的一幕幕，恰是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撰写的《货币大师》一书的开端。但是亲历了这段历史的人们，却以坚韧的意志与英明果决的行动在绝望中闯出了希望，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本书中，作者埃里克•罗威以其流畅的文笔和详尽的史实再现了罗斯福总统执政十二年间世界经济史的核心变革与发展。在1933年到1945年这十余年间，他不仅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低谷，脱离了金本位制，高速发展的经济还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输送了强大力量；而在战争终于结束以后，他也并没有就此止步，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在美国的倡导下建立。
虽然如今，我们已将罗斯福总统视为美国历史上不朽的伟人，但在罗斯福新政推进的过程中，却阻力重重，质疑与批评不断。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前，老派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们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拥趸，他们信仰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以此为据，他们往往闻通货膨胀而色变，强烈反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好在大萧条时期，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已相当活跃。不少学者建言献策，企图找到“治愈”经济萧条的解药。但在面对保守派对于经济政策与货币本位制度革新的疑虑时，西方社会还需要一位有足够魄力与胆识的总统，能够冲破阻碍，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此外，我们可能还需要矫正一个当代人认知中的固有概念——全球一体化已由来已久，且势不可挡。事实上，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人还没动过要充当“世界警察”的念头，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内依然盛行；而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各国政客们对承担国际义务与打造超国家共同体的想法也是兴趣索然。在上世纪中叶，是“二战”的惨痛教训令人们开始认识到了共同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冷战结束以后，多边合作主义更是成为了全球主流秩序的主导。但在全球一体化得到加速推进的数十年中，它仍不免经历了数次倒退，当下的英国脱欧、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与此时意大利政治的风雨飘摇正是这种倒退的写照。
作为一个革新者，罗斯福难免受到保守派人士的非议。人们妄言罗斯福已经抛弃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加分辨地盲目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信徒。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罗斯福确已与凯恩斯在经济政策领域达成了共识：金本位制行将就木，为实现经济复苏，政府有形的手理应发挥作用。
事实上，虽然凯恩斯的学术思想指引了罗斯福新政，但凯恩斯本人却一直只是新政的旁观者。直到1934年的6月，借由哥伦比亚大学向凯恩斯授予该校荣誉学位的机会，借故访美的凯恩斯才与罗斯福首次谋面。但在书中，作者却把凯恩斯在“新政”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思想指导性作用与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实践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说起来，书中两位核心人物——罗斯福与凯恩斯——也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更为难得的是，二人在对旧有秩序推倒重建的艰难过程中都仍保持着他们骨子里的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回顾罗斯福的一生，虽然家世显赫的他度过了一个一帆风顺的青年时代，但是一场意外却令他在39岁那年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漫长且痛苦的治疗过程磨砺了他的意志，而这也令他变得更加体恤弱者，懂得世事的艰辛。即便腿疾令他步履维艰，但他始终是一位才智超群、果断决绝，同时又懂得灵活变通的领导者。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经说过，“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够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权管理着国家，喜欢发号施令。据说摩根索爱和他辩论，而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辩论到一定阶段之后，罗斯福总是大手一挥，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结束，胜负立见。
相比罗斯福成长轨迹的有迹可循，凯恩斯的人生经历则更为平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凯恩斯其父亦是一名剑桥学者，浓厚的学术氛围令其自青年时代起就与一众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接触；此后，他更是结识了诸多颇具文艺才能与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友人。本书中，有一段描述恐怕可以恰当地再现凯恩斯的风采：
“绝大多数识得凯恩斯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群体里的人们，都清楚一个事实：他们无法追赶上凯恩斯的学术造诣与才思机敏。一位友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是在与凯恩斯交谈，那么你根本没必要发表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因为，无论你说了什么，凯恩斯总能在你有精力思考之前，提出一个更好的点子。’凯恩斯不但可以进行创造性思考，他还可以海纳百川地将大量事实与可行性方案融入到自己的论据当中。他有时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粗鲁，但这仍难掩他夺目的优雅与魅力。如果他愿意，那么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同各路人士——艺术家、学者、政治家或者普通政府官员们——展开愉快的交流。”
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确在人物描摹上下了不少心力。有时只要只言片语，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就轻松地跃然纸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海量的人物轶事同样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穿插在严肃史学外的一味调剂。在作者的记述下，我们会不时看到凯恩斯言辞刻薄的一面、罗斯福总统在表达个人观点上的一贯谨慎（反观今日的特朗普）、而一直号称要解救欧洲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原来竟从未真正见识过战争带给欧洲的创伤……
在《货币大师》一书中，我们很难将作者视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应该说，他既是一位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合作”与“共赢”等议题抱有乐观态度的理想主义者。可惜，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局势的左右下，理想主义往往败给了现实。
当滞涨到来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终于褪去了它往昔的光环，需求拉动理论已无法再为经济增长创造足够的势能。而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里，世界货币本位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但美元依旧是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它往往享有与金本位时代里的黄金一样的重要性。作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这也令美国得以近乎不受限制地发行美元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与商品。所以，当站在这个出发点再回头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时，恐怕我们还可以从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会议宗旨之外，读出另一层意味深长的用意。可遗憾的是，对于这方面的内容，作者却鲜有谈及。
但是抛开这些缺憾，《货币大师》终究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经济史读物。相较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作为一名研究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史的历史学家，作者埃里克•罗威的确在史实的回顾与相关经济学理论的阐释中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本书的英文版上架时曾给出了这样一段中肯的评价——“在所有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中，《货币大师》称得上引人注目。本书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于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经济争论做了详实的回顾，相信同样题材的著作再难与作者罗威先生所做的工作比肩。应该说，罗威先生将三个在其他经济史著作中少见的品质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对复杂问题的足够重视、对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与阅读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想来，读者也不难从书中的字里行间里找到那些生动而有趣的细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你对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货币政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历史有所好奇或者说兴趣的话，那么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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