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上的钉痕，我们的痛

两年前，24岁的青山七惠携《一个人的好天气》荣膺“芥川奖”，迅即走红国内；一年之后，“芥川奖”再度垂青女性，33岁的歌手、演员川上未映子以《乳与卵》折桂。
细细盘算一番，从2005年至今，在开出的8个“芥川奖”中，女作家就独占了5个，除了青山七惠和川上未映子，其他三位则是丝山秋子、杨逸和津村记久子。一时不免让人暗暗思忖：继平安朝和明治时期之后，日本会迎来第三次“闺秀文学时代”么？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2008年上半期凭《浸着时光的早晨》获“芥川奖”的杨逸，想必很多人还不了解，她1964年出生在哈尔滨，1987年留学日本，不仅是“芥川奖”这个有着70多年历史顶级文学奖的第一个华人得主，同时也是第一个外国人得主。“芥川奖”是日本纯文学最高奖，为纪念芥川龙之介所设，每年两次，多从新人或无名作家中遴选，奖金为100万日圆和一块怀表，向以极右翼面目为国人所知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既是九人评委之一，同时也是“芥川奖”得主，1955年在其23岁时即凭《太阳的季节》获奖。
新生代的职业女性，最易独立和萌生觉醒，所以川上未映子写《乳与卵》，写男权社会的女性异化，话题并不令人奇怪，波伏娃早年也曾说“绝不让生命屈从于他人意志”。但具体到“乳”与“卵”，却直白得叫人咂舌，但我喜欢这种大胆，无牵绊，无禁忌。小说一共三个人——三个女人，大阪京桥市中一家陪酒吧中的陪酒女姐姐卷子，卷子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独自在东京打拼生活的妹妹我。故事就在姐妹、母子、姨侄之间分三天展开。
小说以独自在东京打拼的小姨的视角切入，呈现来东京访亲的卷子母女三天的生活：离异母亲卷子渴望以隆胸挽回夫心，而困惑于第一次月经的女儿绿子却不明白此举何益，用尽全部力气发出嘶喊：“妈妈，告诉我真相，真相！”表达出了觉醒一代女人的身体省思：依附于男人还是自我生长？孕育、成长、衰老，这具不知来自何处的躯体，又将去往何处？
其实，哪里有什么真相？谁知道来自哪里，又将去往何方？在匍匐而来的衰老和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面前，不但母亲和女儿是平等的，连男人和女人也是平等的，没有老幼，也没有尊长，更没有男权和女权——我们平等，惟是因为我们全都两手空空，无以抵挡。
相比而言，这两年走红国内的青山七惠那边厢，就略显温吞明净了。近来引进的其成名之作《窗灯》，通过描写自我放逐的退学少女绿藻从窥视对面一名男子房间，进而夜夜上街窥视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是“人们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而是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吧”，以此来证明和确认自我的存在，毕竟“大家都一动不动的，突然间一动起来，突然间就像个人了”。与两年前的《一个人的好天气》想比，人生况味自是少了很多，但思索却十分锋利，盖是写《窗灯》时还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与青山七惠相比，川上未映子则更近于现实和生活，这跟她的出身不无关系，她出道之前因为家境清贫，为了给弟弟筹措学费，还一度做过酒吧侍应、书店店员，后来才出了唱片，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偶像，谋生的挣扎之余，辛酸甘苦自知自度，如此也好，人穷而后诗工，所以其笔端才不失生活的温度和风霜，文字与身世不相隔，对人生亦才能有领悟和解释力。此外，川上未映子的演员和歌手身份，于文字和生活之外亦别具一番张弛和叛逆。
说起来，川上未映子的出身家世，倒是与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不乏相似，她自己也毫不不讳言受樋口的影响：小说的长句文体确是受樋口启发，而《乳与卵》中的绿子也与她《青梅竹马》的主人公同名。作为明治时期“闺秀文学”的中坚，樋口出生在东京一个下级官吏家庭，父亲在晚年弃官经商，破产后贫病死去，樋口就肩负起一家人的生计，后来因辛劳过度和贫病交加，不到25岁就去世了，其文学创作甚至还不足5年。
旷古以来，都是天妒红颜忌英才，而死生亦从古困英雄。但天下有这样的志气青年，天命亦到底不辞眷顾，该冒出来的总会冒出来，故而川上未映子能趁“芥川奖”出人头地。写小说做文学就应如此，初衷非为得奖，但能得奖却也是机缘里相会，浮华落尽，直见性命。
而环视国内，我们的文学奖项也不算少，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冰心文学奖等，但专门面对新人的文学奖却没有，能像“芥川奖”、“直木奖”这样操作的，更是寥寥无几，全部面对新人，客观公平，凭实力和才情竞争，这才是正义。说到底，我们的文学奖，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评的是文学老人，却不是文学新人；评的是文学关系户、暴发户，却不是文学实干家。而众多作家写手们，下笔亦多被商业利益侵袭，文字再玲珑别致，都是在沽名钓誉、编织钱袋子，与文学本义无涉，奖与人都不争气，不提也罢！
其实《乳与卵》也好，《窗灯》也好，读这样的日本小说，都需要准备好相当的耐心和琢磨。也许是传统之故，也许作者是女性，再或作者都为年轻人，日本近年来的小说，文笔都很轻，从始至终都是那些如同微尘般琐碎的细节铺排，散散淡淡的，像是写了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写，闻不到一丝烟火气，“好像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绵绵的，抓不住温度”，对文字稍欠敏感或者讲究情节起伏的读者，不深耕细读很可能不能尽得个中意味。
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国内的80后女作家一代也多有相似。解释起来而言，你可以说这也许应归因于这么个时代，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庇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都差不了多少，久不闻战乱和苦难，入世亦不会深刻，落笔成文自然也是轻飘无根的。
然而事实上，日本文学里其实是有那么一个精细、散淡的传统的，你读川端康成也好，芥川龙之介也好，渡边淳一也好，村上春树也好，包括受日本影响很深的周作人、郁达夫也好，文章里都有这么一股味道，这大概都拜日本人精细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所赐，也即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与刀”里的“菊”的成分。菊与刀，看似水火不相容，实则相依为命，战时可以举刀杀人，可以自切，优渥岁月里也可以放下刀来赏菊游冶，自足自乐。
日本人向来善于在小里做文章，打江山，轻快、精致、机巧，又能以小见大，以四两拨千斤；在环境、心理和细节方面，更是层层铺陈，不厌其烦，也皆是为了主题的激荡打底子。
无论青山七惠，还是川上未映子，她们的小说，从文学性上而言，故事性都并不强，人物稀少，情节单一，甚至还可以说是略有涣散，而且笔下绵密、繁复、自言自语，所以一般读者初读起来，并不能因情节的起伏跌宕而产生阅读的沉浸之感，不会因其悲欢而再生悲欢。但这也并非说这种写法就是失败，这种散淡的笔调和情节，字里行间都氤氲着一股气，形而上的自觉也比较明显，她们对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思考，真有一股从容不迫的力量。这一点，亦不脱日本的传统，人人都能为自己找一个支点，细细打量周遭人物与万里江山。
此外令我大感兴趣的，则是她们的非专业出身，青山七惠是在旅游公司任职，川上未映子是歌手和演员，而杨逸则是中文老师，所以文学的票友身份也还是好的，能于文字保持一种疏离和张力，专业作家沉溺于文字日久，字里行间亦渐生委顿，太重于表达的技巧和意义的提炼，反而失却了那股清明活泼的生活气。《圣经》上记载，有人向盲者说“我是基督”，盲者摸着他的手无钉痕，答道“你不是基督”。所以专业作家虽也讲文艺来源于生活，但他们白白嫩嫩的的手上没有钉痕，川上未映子的文字是有钉痕的，我们读了会暗暗生痛。
然而早在今年年初，据说青山七惠也辞去了在旅游公司持续将近4年的工作，闭门在家，一门心思专事写作。消息传来，我一时不知是喜是悲，惟愿她下笔能一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