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分类

A notable work in this regard is Classification Primitive 1900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1963), 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knowledge systems, which draws on ethnographnic data. Particularly from Australia. This book, which posits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still a point of reference for anthroplogical studies of classification.

——Thomas Hylland Eriksen and Finn Sivert Nielsen

      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非常吃力，到现在为止，不知道是客观还是主观原因，我都非常害怕读法国人写的东西，文字晦涩难懂。一来对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仍旧不了解，二来也可能翻译的原因，造成自己惧怕法国作品的心理阴影。边读边回头，边回头边想，思考的范畴大多被束缚在理解文字上。

      对于《原始分类》Thomas和Finn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分类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作品。他们指出了该书的研究内容，而更确切地说杜尔凯姆与莫斯则是论证社会结构产生分类这样的因果关系。对于论述这样两大宏观概念的著作，可以说其主题是“又大又专”。当然，粗劣的阅读下还是有点感受。

      首先，选读本书的原因是由于复习到新社会学对人类学学科建立这样的内容，而本书又是杜尔凯姆作品中最为接近传统的人类学著作。《社会分工论》与《自杀论》最为体现杜尔凯姆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社会是整合的系统，在这个整体里社会成员相互依赖而又不断地保持整合的社会。同时，他将社会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也有它的细胞组织以及互相形成的有机整合，并提出了社会整合的两种方式：机械整合(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整合（organic solidarity）。而后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更是将其理论推至高峰，集中讨论了“集体表征”，认为宗教生活是一种集体表征，同时具有巩固社会的功用。当然本书这并非他的代表作，更非阐述他社会学主要思想的汇总。但它与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对人类学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包括研究思维方式，如将他的社会有机论带进人类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同时它的研究内容也涉及到民族志的材料，为深化民族志材料研究起到功不可末的推动作用。

       其次，《原始分类》具有明显的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本书开宗明义地批驳了个体心理学和逻辑学意义上的探讨分类方法，指出以社会学角度探讨将会是更为合适。他间接地批判了个体心理学重视个体层面，却忽视集体层面上的研究。人们的分类意识不是个体知性的自然结果，而应该重新审视这样的结论，采用社会学，重视整体层面上的分析去理解分类。研究分类，要以社会作为整体去理解，这表明了本书的研究思维实际上是明显体现了杜尔凯姆这种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这也意味着，他把这种方法带进了人类学的研究中。

       第三，从研究模式上看，依然秉承着当时的跨材料基础上的总结。西方社会从旅行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些散从的记述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的样子。当这种资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们便开始从纷繁凌乱的资料堆里开始理出头绪。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从现有的材料中总结抽象，无论是古典进化论学派还是法国年鉴学派同样都在资料堆里探索。在某种意义上看，杜尔凯姆与弗雷泽的工作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运用现存的民族志材料进行跨资料总结，抽象出一定的意义；不同的是杜尔凯姆抽象的是一种研究社会的视角，而弗雷泽抽象出来的一种分类以及社会的进化路线。这种研究模式实际上仍未走进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本书的研究模式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原始分类》实际上参考了很多澳大利亚，北美洲以及中国方面关于原始部落，神话故事的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出来的。

      第四，本书具有为论证而筛选材料的痕迹。本书要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分类是由社会结构产生的。从澳洲以及澳洲其他体系，祖尼人、苏人，以及中国人的材料入手。为这一论点提供论据，进行步步论证。澳洲到中国的材料中，社会的结构依次复杂起来，杜尔凯姆和莫斯的思路则是不断地将后面的复杂情况简化并还原到之前的分析方法。分析到祖尼人的时候，论据与论点之间开始出现论证不充分，而越往后越牵强，以致于，到最后将中国的十二生肖纳入其分析模式下时出现了极为勉强的场面。他们认为中国的生肖很类似于图腾，而同一图腾下的人们禁止通婚，因而勉强的使用材料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同一属相出生的人有可能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关于这一种，罗德尼·尼达姆也在英译本的导言中强调如此牵强的论断。由此看来，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如使用滤镜般将材料过滤，也让人感觉到，作者先入为主地肯定自己观点，而后再为这样的观点组织材料，尽管观点基于很多民族材料抽象出来的想法。

       最后，也想提提一点不成熟的主观性感受。我觉得法国文化具有天生的某种叛逆性。本书的“问题”一章节中，作者一开始便批驳当时的个体心理学认为：“分类是个体心性的自然结果”这一观点。由此看来，作者当时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得出不同的观点，具有对现有观点某种意义上的叛逆。生活的感性认识让我认为，法国文化下，假如现在提出A的观点，人们便不断地基于A提更多不同于A的解释，BCDE……。法国文化的这种叛逆性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的，同时更多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另辟蹊径。法国思想的纷繁复杂与创新性，以及后来出来的后现代化思潮，与此不无关系。法国文化的叛逆性是不断在自己的建构上更新，越走越远，越创越大。一方面带来了创新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也同样让人面临复杂，无所适从，或是个性张扬与极端。

       当然，杜尔凯姆的社会理论对了往后英国人类学逐步走向社会人类学，而非文化人类学，有具根本性的作用，同时，本书的材料也可与往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论述互相参考，尤其是神话与思维一分为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