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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门书路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的书评 发表时间:2011-01-01 18:01:34

单纯而复杂的儿童

       儿童是简单的,他们眨着童真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不断地问着“为什么”;他们同时又是复杂的,因为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没有几个成人可以令人信服地回答。
       那么,我也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儿童时有那么多问题,长大后却不再问“为什么”了?
       对此,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答案,我自己有两点答案。
       1、儿童时那些无穷无尽的“为什么”是很多人回答不出的,他们只会自己难堪、塞责别人,而不会以一种宽容自己无知、鼓励孩子探索无知的方式来处理。孩子在观察中长大,这个观察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社会,也包括人,对人群认同的需要这个社会属性,会让他们选择适时地闭嘴,最终会压抑、忘记探索与发现。
       2、一个人,如果他(她)什么都不想知道,那他(她)就什么都知道;如果他(她)什么都想知道,那他(她)永远也不会如愿。换言之,就是发现没有尽头,探索的心却会关闭。永远只能知道一点,没有耐心与动力的人很难对万事万物永葆热情。世界上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但人们向往的心却变得止步不前。
       天才是极少的,这个世界由庸人统治。科学家就是天才,他们由庸人供养、却跳脱了庸人的思维与习惯,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则是天才中的天才。成人中能与儿童思维习惯接轨的,科学家、艺术家首当其冲。
       这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由德国人编辑并出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写给德国儿童的话,中国由三联书店引进。2009年夏天当我看见它时,立刻给孩子买了一本。那时和两旁的书相比,它就是高山,那些书都是洼地。销量不好也许正说明了,尽管中国人有那么深重的诺贝尔情节,却不会获得诺贝尔奖。
       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书,虽然内容有点艰深,但是“啃下来”之后,阅读者就真在“高山”上了。本书各篇文章不是孤立的,写信的人时常会提到别人的文章。书名在强调与儿童对话,就是强调具有科学之眼对于儿童的意义。我认为能独自把书看下来的儿童,不是仲永就是永仲——我的意思是——不是天才就是痴呆。嗯,已经开了物理、生物、化学课的初中生“儿童”不在此列。
       这本书由家长辅导孩子阅读,大家一起探索、攻克未知,不仅会有知识上的进步,更会增进情感。什么才是教育?这个才是!在你陪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会养成思辨的习惯、坚忍的品质,这就是孩子成才的根基,之后你尽管去放羊好了。科学家为孩子解谜的过程,也是孩子学习把握事物本质的过程,本质总是简单无趣的。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方舟子先生。我就不罗嗦他的事情了,只想说他是中国的福音,但在一些人看来却是杂音。如果问他(她)“方舟子让你的孩子不再喝三聚氰胺奶粉了,这还不好?”他(她)大概会说“那我也没法从地沟油、虚假理论、伪成功学中渔利了呀?!”但这个等式真的平等吗?你渔到利之后,就有钱去买三聚氰胺奶粉了,是吗?
       继续说书。
       买这本书,是因为我在翻阅时看到一段话“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有其好的方面,因为如果人们信仰上帝,这就会给他们力量,一种共同进步的力量。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上帝比所有别的上帝更重要,那么这同样的力量也会产生极可怕的后果。”字字箴言,揭示了宗教战争不宽容、独决的本质。
       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什么是政治?》,作者是以色列资深政治家西蒙·佩雷斯——拉宾总理遇刺时的外长,我曾经一度把他当做拉宾理念的传人。而在拉宾遇刺时极右翼身份的内塔尼亚胡,现在似乎也有放松自己固有观点,做些妥协的想法。
       这篇文章里还有很多内容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虽然战争只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一种错误的政治的结果,但是,这样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为什么重要:它应该促成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争执的问题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或者,“我有这个希望,因为我想,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
       你可以试试把上面加粗的文字中的“上帝”置换成其他词,比如观点、利益、领土、领导、受到的伤害等等。
       其他的文章,我还喜欢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的《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埃里克·维绍斯的《不久就有两个我吗?》、美国作家埃利·韦瑟尔的《为什么会有战争?》、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我如何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喜欢这些文章,是因为我读了它们。
       大江健三郎10岁时,日本战败投降,二战结束。之前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神,现在却宣布那是一个人,大江健三郎说“当时我认为这些思想的转变是对的。我明白了,一种由所有的人共同用同样的权利建立起来的民主,比由一个‘神’主宰的社会要好。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这一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不再被迫去当兵,去杀戮别国人民,并且不再充当炮灰。”这篇文章名字是《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不是别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旁观的态度,成就了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哪个作家不是这样呢?
       (前些天看北京青少年频道的《书香北京》,刘震云先生讲到中国饭店的浪费,讲到穿着羊皮的狼和大尾巴狼,又讲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刘震云的书我以前只在书店翻过一次,虽然感觉还好,但因为商业味道太浓就放下了,一直放到现在。今后得仔细看看。作为独立身份的刘震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自然,难得王刚先生也有类似见解,身在局中却能反省,但他明显地反应机敏,以至于有点滑头了,呵呵。)
       简单介绍那几本书。
       《不久就有两个我吗?》是关于克隆技术的。
       《为什么会有战争?》是关于宗教和爱国主义的狂热的,还有仇恨,这篇文章的好在于文字精确、吸引人,同时相对于佩雷斯的乐观和赋予政治家个人太多的期许,这篇文章更客观、更广泛。埃利·韦瑟尔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在谈论爱国主义时,他说“在许多战争中,成百万的人们凭借着对自己国家的爱戴和信念,为保卫祖国而惨遭屠杀。”他没有直接去揭德国人心中的疮疤,而是从反面去缅怀当年被德国人侵略、杀害的那些人的动机。他更谈到没有仇恨的屠杀才是最恐怖的。只是因为碍眼、碍事、偏见就被穿制服的人杀害,那是最糟糕的灾难,对于穿制服者同样如此。
       《我如何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就不评论了,我想戈尔巴乔夫最初适应他所妥协的那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大约不容易,前几年还听说做了演员。这本书提到他的近况是“住在莫斯科,担任由他创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基金会’的主席”。这些远远不如他在台上时位高权重,万众瞩目,但因为他失去了那些,更显得他的伟大。
       这个老头儿!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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