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内通外达之学

       胡哲敷先生著作的《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将文正公一生经世致用之方、内圣外王之道，贯穿于一“学”字。从文正公诸文之中提点出其要义，贯穿其精神，察明其智慧，观效其行事，领会其心意，于未识之士，作启示之功，于娴熟之人，作点睛之用。

       胡哲敷先生，生于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出身于中央大学国文系，解放前于浙江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其涉猎广泛，于文、史、哲皆有著作，《曾国藩治学方法》书成于1935年，名虽为“治学”，实则系统详尽地论述文正公生平精神冶炼。

       胡先生在书中将文正公生平内外一分作四，一为其生平传略，以期令读者对其人作大概认识；二是修养，以证其知行功夫深浅；三是治事，见其处事之原则与智慧；四是读书，以显其心气志向。以此再看胡先生著书的立意，不难发现文正公的“治学方法”不仅仅为文章仕途之用，更是内修涵养、外化人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一种实践，并以此贯穿于一生不曾间断。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文正公于日记之中所记，“读书之志，须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学。”志大人之学，即是儒家之大学之道，以内圣外王为业。先圣贤尊治世之学问为“大学”，于其内明德，于其外治世。若论中国近代学人之中，唯文正公曾国藩当为“大学”之道中人物。

       但经世致用需有自身学问，内圣外王于道当得通达。是故文正公之“学”，于其外以经世致用之方见其高远抱负，其内尤以德行品格之涵养知其气魄毅志，论其内外心行皆以圣贤为规模而不出左右。

       观文正公一生，是“大学”之道的实践，于其内，遵先人之道知格物明德，是以为知止有定，又以静坐之方令心神宁静，躬身自省视察身心陋习为虑，功夫日深德业俞进为得。其外，以“恒”、“勤”二字以为学之纲领，用之于读书习字，经年累月而不落空；又以困辱为发奋之机，以强心中毅气，故其常言：“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时。”

       论其读书方法则以“恒”字为其坚守，以“勤”字为基石，日久年深学问自长；治事则以心志为规模，是故云：“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远大与密微则是内圣外王之先决。由此可见文正公之学既是读书求知，又行文章功业之事，更是立身达命之方，故古之学问有成者，皆为栋梁、世范，而文正公即是此中人物。

       胡先生在书中写道：“古之所谓学者，初非限于读书 ，六德六行六艺，莫非是学。”现今的人以为“学”的含意是读书明理习技艺，误将学问之事认作旧时孩童启蒙的作用，脱离了古人治学的方向――成就自身，以为将来报效国家，成经纬之才，起治世之用，而非钻营文章事业，甘做苟且之流。

       至此再读《曾国藩家书》，字句之中常现拳拳诚意，涵养智慧亦时时流露，以此可溯后人慕为规范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