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作弊怎么看？”

（一）
刚刚毕业的时候，曾经阴错阳差地在一所民办高职做到一段时间老师。 我教的第一门课，是大二国贸班的专业课。这个班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县城或村镇。当时的我特别庆幸能教这个班，因为学生都非常乖巧，不用我这个菜鸟老师过多地组织课堂秩序。除了一个长期旷课的之外，其他人的出勤情况都非常好，上课的时候除了偶尔打嗑睡，也都还算认真，作业也都能按时交。

我很喜欢他们，尤其是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两个男生。一个是S，瘦瘦的，戴副眼镜，说话很稳重。另一个是他的室友Ａ，皮肤黑黑，眼神清亮，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儿害羞。课下的时候，他们会时不时跟我聊天，说一些校园生活的点滴：系领导又到哪个班发火了，下个星期又要收什么材料费了，学校又强制学生假期到哪个公司集体实习了……本来我和他们也只差个五六岁，结束学生生活没多久，自然很乐意听他们的一些小抱怨，和他们对话也成了我迅速了解自己工作环境的一条捷径。课上的他们也非常认真，我也经常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看懂，对某个知识点他们是已经理解了，还是有疑惑。S的成绩是班里最好的，也是学习委员，而Ａ的成绩中等。

期末到了，学校开会强调说老师出题要考虑学校生源的层次，而且要严肃考场纪律。我当然不想做那种为难学生的老师，最后一节课，详细地给他们划了重点，甚至告诉他们最后一道大题就是某两道习题之一。

考试当天，我和他们班主任负责监考。站在讲台上，教室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我清楚地看见，学习委员S每隔几分钟就侧过身子、手伸到桌斗里翻动着什么。本想要制止，却发现五十多岁的班主任经过他身边时什么也没说。坐在邻桌的Ａ，却一直在搓手，看起来一脸为难的样子。我走过去发现他卷子上的一道选择题已经被改了又改好几遍。他的桌斗里什么都没有。

（二）
《上课记》中提到，王小妮老师在2009年9月，对新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对作弊的看法”。50个人之中有近一半选择了“可以接受”，或“视情况而定”。但是，包含那些选择了“不可以”的人在内，调查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作弊并不可耻”的看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课可以作弊，不喜欢的课可以作弊，牵涉到个人利益、或者危险系数低的时候可以作弊……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作弊＝可耻”是全社会都认同的一个观点；我们可能也曾经作过弊，但毕竟在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声音说“这么做是错的“；我们内心里预设大学生还都应该是纯净不受污染的……然而事实摆在那里，打破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想象。

“如果说我在2009年9月到12月之间，又碰到几只恶果，树根枝叶土壤空气通通难逃其责。”

这样的现状，责任是否都要推到学生头上？在不长的教师生涯中，我慢慢了解到，当时所在的学校对考试作弊一直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作为一所民办、专科院校，一没有公立学校那样的财政拨款，二没有个人投资，收入来源完全靠招生收学费。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教学质量受到教育部门和社会的置疑，招生就会受到影响，学校运营难以为继。

一个学生是否能拿到奖学金，是否有资格参加专升本考试，是否有机会拿到贫困补助，是否可以去台湾做交换生，这一切往往都由考试成绩决定。考试中，学校又出于自己利益而不作为，那么结果就是作弊的人拿了高分，老老实实遵守纪律的人最后却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劣币驱逐良币”，时间久了，再正直的学生也不愿意坚持不作弊。这就是制度对人产生的消极的激励。

现在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对“90后”这个群体进行审判批评，说他们现实、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然而，校园从来都不是真空的，象雅塔也不是乌托邦，它一直都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取决于他们出生在1990年之前还是之后，而是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师长、他们的老板如何做价值判断有直接关系，和整个社会对“不计较手段的成功”的推崇有关。

（三）
“没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身上没污秽，但是，发现再微小的纯净，也一定要说出来。”

王小妮老师是位好老师。她为了解决考试作弊的问题，用课上大作业替代了考试：上课铃响才公布题目，让学生就一幅图画写出自己的观点想法。然而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两个份作业是观点完全一致的，并且在文字中间夹杂了一些完全一样的段落。相比之下，我肯定不是一个好老师，在批改试卷的时候，不公正不客观地给Ａ加了十分。这不合规矩的十分，只是力量微小的我所能表达的微小敬意。

教师个体在庞大的教育机器中不过是一个零件，他们能做到的很有限，充其量是私下里给坚持不作弊的学生加上几分，或者是改换一下考试的方式。他们无法为学生争取到更多的助学金名额，也不能决定想换专业的学生是否可以转系，甚至不能站出来制止作弊。王小妮老师最后离开了讲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无奈。

而学生曾经带给她的那些思考和感动，都在《上课记》中被记录了下来：诗歌课上用方言读诗，让妈妈每天早上喝上豆腐脑的小小梦想，封校时毫不犹豫地吃下学校发的药，作业被夸奖却不想被人知道因为内容是和母亲卖粮……

曾经的学生们也纷纷写出了毕业后的故事：坚持做记录片、获了不少奖的北漂邓伯超，在南方北方兜兜转转的余青娥，和美国小伙结婚过上了安定小日子的晏子，离开北京去西藏阿里支教、最后定居拉萨的张彩霞……

无力改变教育现状的老师，如观察者一般记录下这一切，冷静地把它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许才是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