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背后的世纪反思

   恢复高考后的八十年代大学生惯称为“老三届”，社会中坚力量等赞誉理所应当地伴随在其左右，“大学生”的光环一度成为社会评价是否为高级人才的重要标准。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如今也成长起来，和父辈们迥异的是：他们当中有近一半以上的人都读了大学。数量的增加质量的难以维系，使得社会给予这些新生力量的声音往往持有怀疑态度。“大学生”的名头已不再那么崇高，学术本身的光辉也有些暗淡。仿佛一夜之间社会生活最低保障也关注到了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媒体的报道转向了高校的巨额债务问题而并不仅限于他们的业绩。这究竟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所致？
    无独有偶，从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叶时期的德国大学术体制同美国大学的近代与现代转型比较中，我们依稀可见相似的情况。作为社会因子，研究型大学一度成为西欧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力量，而秉承这一传统的诸多德国大学也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近现代众多影响世界科学进步的学术巨擘，学术作为职业聚焦了社会尊敬的目光。马克思·韦伯在《德国大学的所谓的“学术自由”》中曾提到“在有些场合要做到学术自由就要把下面的事情联系起来：1.包括能够参与政治和能够出入社会公共领域；......”然而，希尔斯这位曾经在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却十分关注学术与政策的联系，究竟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大学发展有何影响，那么在这里的大学自治又何去何从？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学术体制内外的几乎所有已然和未然的问题：从体系内部的各种形式的流动到辅助机构的影响，从大学教师体制的变革到如何激发年轻人的学术热情，从积累式教育到应用型教育。而面对着各种压力的大学成员们又该怎样在中国大学教育面临争议时求得良好生存？学术成就与社会认同的“鱼”与“熊掌”如何得兼？大学在知识社会中应起到怎样的作用？怕是引发深思乃至行动的契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