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大学

把案头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看完，五味杂陈。遥想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留美学生对中国的印象出现的失察，反观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的盛世繁荣景象。历史仅仅走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个中观感，个中滋味，我该问的是，为什么出现了那样的反应呢？书中说道，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太寄予厚望了，一不小心就走向了民族主义的极端上去，看不清楚浮华掩盖下的真相了。这一点与当年罗曼·罗兰和胡适访问苏联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即使今天，对于外宾、国宾的招待还不是要提前预演、排练，最后，自己对自己的造化意淫不已。
西南联合大学，完全由于抗战的爆发，犹如台湾的现状完全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从1937年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秉持着“刚毅坚桌”的传统，坚持到1946年解散。西南联大在战时条件下是成功的，它秉持的风气，它培育的人才，它的坚持一直到见天都是一个现代大学应该反思的范例。
我常想，为什么对那样一个大学感觉亲切呢，因为大学的独立性，教授治校，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大学的校长组成的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当然，设立这样一个大学离不开政府的决策，那就是1937年的庐山会议，来自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建议，当时，他们的建议有四：一战时常态化教育；二重视同等学力；三大学独立；四杜绝无知疆吏的干涉。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之时，对西南联大颇为痛心，但也无可奈何。统一教材、同一课程设置、政党进校这些教育部的规定被一一敷衍而去。对此，能用什么样的观点对待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显得很唯物主义。其实，历史不是“唯”一的，比如唯物，唯心，唯性，等等。历史应该是多元的，所以应该是多“唯”的。对于，这样一个抗战时期特殊阶段的特殊大学，应该有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教育部试想了三所联大，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者没多久就解散了，后者根本没有联合起来，唯有西南联大坚持了9年之久，并培育出许多国际顶尖的人才，杨振宁、殷海光、王浩等等。
西南联大的成功离不开教授，更离不开学生。在那个教授具有相当高的自治权的大学里，教授们前后一共有179位，而大部分有留学背景，蒋梦麟、梅贻琦就不必赘言，费孝通、钱钟书、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都在列，大学分为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最后1946年解散的时候，师范学院留下建成了云南师范大学。
在魁阁、大普集两个地点，有着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影子，他们分别是费孝通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基地，一个是汤佩松等人的实验室。在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教授身上，体现着现代学术精神的传承，看来，西方的地方在进入到中国之后一直就是水乳交融的，谁说要抵制西化的？就是在他们这两个研究集团身上，我看到了现代学人的精神。
而历史的发展总是跟人开玩笑，这样的优秀传统却没有继承下来。断层了。1949年建国之后，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被改造成一个工科院校，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由此拉开序幕，到1957年的反右中，大量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和教授遭到打击。再经过“文革”洗礼，基本上算整肃完毕，这样，留在大陆的学者，再也没有当时的气候，只有留学的他们才留下了今天的建树。这个时候，真的让人感叹了，即使战争频仍的年代，我们的优秀精神，民主传统都在大学里延续着，谁知道到了新中国却出现了断层呢。
关照西南联大，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学，无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是第一把手，校长第二。怪不得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内，教务长（英国人）压根搞不明白党团的东西怎么能到学校里来发展呢？幸哉，幸哉，这个学校是董事会制度，并没有在书记的领导下开展校务运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对那个愿景和使命，我倒是不很看重，不过，冥冥之中，我觉得两校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希望这种感觉能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