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青年对话录》（中）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一书所讨论的问题，老师在其另外两本文集（《跨学科教育文集》与《我的教育生涯》）中已经详述殆尽，我们也已经和大家一同阅读、理解，并以导读笔记的形成呈现给大家。在此，或许没有必要再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虽然教育这个问题本身却真的是大家都不喜欢但却大家只能接受。
 
在老师看来，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困境是：

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价值观的传递让步于学习和工作技能的传授，加之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位，教育的问题则既内生于“市场社会”之中，又涌现于整体问题之外——“教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教育本身那么简单；教育的问题，几乎都出在教育问题之外。”（钱理群语）
 
然而，当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转置于西方“市场社会”的发展脉络而无法继续“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东方原型，加之祠堂不再有祖宗，学堂不再有圣贤，中堂不再敬保“天地君亲师”（鲍鹏山语），我们很难想象，单凭学堂能够承载文化和价值观的传递、学习和工作技能的传授以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的多重职能。因为，不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本身不想承担“文化和价值观的传递”的职能，而是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断裂式的变化和动荡式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当传统社会的失范瓦解，现代社会的魔幻平庸，加之权力社会的道德失序以及后发国家的表达困境，摆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面前供其选择的或许只有相信未来。但是，这样的代价便只能是价值相对主义的伪善和价值虚无主义的空虚，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样的人生，注定是“不幸”的一生；无论你有无信仰，怎样信仰，你都终究不会如此生活。

在这样的“不幸”和“悲情”的底色里，生命个体的执着于生活的勇气，或许竟然成为了转型期社会的价值的第一特征，尽管这与黑格尔意义下以个体的悲情命运对抗悲情时代的“自我删除”式的pathos不尽相同，而是一种不加收敛地自我放逐，一种无信仰的信仰，无价值的价值，无道德的道德。在这一特征的牵引下，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于不同价值及其生活方式的宽容以及对于人类以往全部知识的严肃姿态和可能超越，或许构成了转型期社会的核心价值。
 
进而，伴随着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生产的长足发展，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察，教育的生产功能也必须从面向标准化的生产过程转型为面向个性化的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知识的传说则应让位于培养学生对重要性的感受和判断，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开发。不管是幼儿教育的探索与尝试，还是学在民间的本土化实践，以及由大知识存量的企业提供的在职培训，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不太可能的可能性。
 
最后，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个体的心性自由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自由人之间的联合，而在此过程中砥砺前行的相与之情则显得既珍贵重要又必不可少。然而，当市场成为占据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不是镶嵌着市场而是被嵌入在市场之内的时候，卡尔·博兰尼意义下的“市场社会”则在消费主义的诱导下使我们丧失了最稚拙本真的真情实感，取而代之的是以方便为最高追求——对此，老师的定义是，以最小的努力与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与收益。

尽管这一追求可以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中“理性人假设”的基石，然而，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非市场化的社会部门与社会领域中，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由此累积而成的情感方式则会最终让生命本身成为干瘪无趣的消费对象而最终背离教育的初衷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时代的“求权意志”还是与之等价的“求真意志”，彻底的虚无主义或许都是所谓“理性至上”的最后归宿，而只有重新接近并超越东方思想传统，才有可能实现早期儒家和当地西方教育的合体，实现“君子不器”的培养目标和“修道谓之教”的理想追求——尽管，混杂其中的，或许只是五彩斑斓的梦魇与天真无邪的想象。

张熙

2016年8月24日

于上海 国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