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根永：中国高等教育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2016年，学术不端问题不断涌现。国际期刊不断撤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通报了很多学术造假行为，澎湃新闻也按期报道了上海某著名高校抄袭天津某著名高校博士论文的事情。这些论文都是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有的甚至间隔三年以上，也就是说所谓的博士或硕士论文查重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一种作法。
出版于2012年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第二篇“知名人士访谈”中有人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书中一位老师感叹“中国高校是很多人理想的破灭之地。你进去时很有理想，出来时就没了”。我毕业时，很多同学也感叹再也不读书了，后来工作后也确实如此，他们一年也不会看一本人文社科的书，而只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挣钱。可见，一个制度的破坏作用莫大于此。
与此同时，中国发表SCI学术论文数量已经连续六年位列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化学、物理、生命科学在全世界已经有一定地位。这也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底气宣布中国已经到达世界科学的边缘。 这里面唯一值得质疑的是有多少优秀的学术成果是中国本土培育出来的，而不是借助留学人员的外脑制造的。
上述逻辑，和宁波、晋江崛起的过程惊人类似。都是从销售假货，一步一步走到创造品牌；都是向国外借智慧，通过与国外合资或合作发展自己。但是，真正优秀的人全职回到中国的还非常少。正如本书中被访者施一公所说，2012年左右，在美国华人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人全职回国的还不到1%。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敬而远之。
而中国本土的高校教师则正享受着这种体制，被这种体制激励，很多高校教师偷机取巧，甚至学术造假，一步一步登顶，而又会在一瞬间从高空跌落。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对某些人是最好的时代，对另一些人则是最坏的时代，而感觉是最好时代的人在某一刻又会变成最坏的时代，最好与最坏之间变化非常之快。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一，学院科研承包责任制，挣工分成为高校教师的唯一选择。财政部给高校拨款主要看的是科研水平，而学校给学院拨款也是主要按科研水平算分。许纪霖说：“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赚取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而本科教学最好的西南联大时代，据本书被访者陈平原所说，主要原因是“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是理科教授，有学问，但无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另外，和那个时代也有关系，在抗日战争大后方，没有钱做科研，能够支持抗日的方式也就剩下教学了。
其二，人才项目多，并且这些人才项目直接和学术资源挂钩。据本书被访者刘道玉所说：“20世纪80年代只有评职称没有评名师，没有评劳动模范，也没有评各种以山水命名的学者的做法”。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种人才项目开始增多，学者竞争的目标开始向人才项目靠拢。而这种竞争往往是学术人脉、科研能力的综合竞争，一旦竞争成功，就有可能在某个学术研究领域垄断学术资源。一旦这种局面形成，他们就希望跟随自己的人按自己的思路做事，而不是去创新。正如本书被访者萧功秦所说：“你越是有创造力，在这个体制中就越有可能在边缘上”。
其三，科研经费分配不均，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正如本书所说：“今天的投入不是钱少的问题，是体制不好，滥用钱，而且坏的体制把人的品质也搞坏了”。但是台湾的科研体系这些问题比较少。本书被访者许纪霖说台湾科研体制“可以让学者自由申报课题，没有主导，它鼓励你自由做研究，最后交一篇六七万字的论文。它你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足以做研究，足够适当的出差或是买书。他们更灵活，更有弹性，同时没有那么严格的管理，最后你发表时只要注明是谁资助的就可以了。这让学人感到被尊重——我以我的能力申请到这个课题，然后我也对这个课题负责，我得到了尊重，我最后成果展现出来，让学术界去评价”。我将这段话发到微博后，马上有网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实台湾学术课题申请和管理机制，也很官僚，很磨人。唯一好点的地方就是劳务费比例较高，可以养一两个研究助理。至于买书，我校是老师研究计划买了，之后归学校图书馆的，研究计划用书只能让你保管到计划结束”。
其四，人才遴选基本上是论文和课题定胜负，而不是考察其真正的学术能力。本书中朱锡庆和施一公都提到了国外发达国家会看论文，但是不像中国这么看论文，面试评价应聘者的scholarship（学术成就）远比期刊论文重要，就像武侠中的高手过招，只有过了招，才知道谁厉害。朱锡庆重点提到：现在西方一流的大学，像哈佛，要评教授，它不要论文，只要工作报告就可以了。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根据你写的文章数量、文章刊在什么刊物上来评这个教授呢？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教授而相信别人、相信其他编辑呢？”书中也提到：“哈贝马斯评教授时，论文是草稿，好像没正式出版。但是同行专家评议认为他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开拓性，所以准予其晋升教授”。朱锡庆指出美国只所以出现高校看学术刊物，是因为这些学校主要是二流学校，学术水平不行，不容易评判研究者的学术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军人到高校读大学，毕业生增多，很多留到高校当老师，老师人数大增，二流学校不得不通过学术刊物来筛选人才。张五常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张五常就是因为诺斯主导的同行评议，在没有学术文章的情况下被评上正教授，并且对华盛顿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不是他回香港工作，甚至可能产生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
其五，职称评聘名额制，矛盾的导火索。陈平原提到中国职称晋升是名额制，不是评审制，并且评价标准重点看论文，不重点借助同行评议，这是不尊重同行评议意见、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其一，名额制即指标下到单位，单位决定分配，受人情、利益交换影响大，很可能晋升成功的人不是靠学术能力。这种制度单位间是断裂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单位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一个单位是讲师的人会发现他的师弟、师妹已经在另一个单位已经是副教授或教授，并且成果还比他差。其二，评审制则是只要有本事就申请，然后全世界找专家评审，晋升成功留下，晋升失败走人。这种制度可以将人才放到市场上比较，出现学术能力差的人走到能力好的人前面的可能性会降低。遗憾的是中国的职称晋升是名额制和非升即走的混合型。
其六，不读书，缺少人文关怀，学术和道德底线逐渐丧失。在上述制度下，人的投机性将被激励。因为人群中一部分人不管什么时候，都选择做好人；另一部分人不管什么时候，都选择做坏人；而大部分人是看情况行事。还有这种筛选机制，把真正的学者有可能挡在了门外，而吸引了大量容易变坏的人进入高校教师队伍。再加上大部分高校教师不读书，据这本书的调查，2.4%的青年都是一年内没有读过课外书，43.9%的老师所读书目在10本以下，一个不进行知识结构更新，不思考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可想而知。像潜规则女同学、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在高校都有发生。正如陈平原所说：“真正可怕的是，明知它不好、不对，却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依附它，这对年轻人的心灵伤害很大”。刘道玉指出：“学术造假就是源于政策的错误导向，当然，这也有个人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不当这个学者，我也不能造假。但是现在都是为了适应这个东西造假”。
其七，研究生毕业要求发表论文，学术造成的根源。财政部考核高校，高校考核学院，学院考核导师，导师最后就拿毕业要求研究生。高校为了增加科研成果数量，也就把查重形式化，但是“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抄袭问题就来了。其实，国外大学博士毕业，部分学科必须答辩完才可以发表论文。也就是先对成果进行质量控制后，再才可以影响读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是将质量控制的责任转嫁给了期刊杂志以及查重。另外，师生关系变成了老板和雇员、奴隶主和奴隶、皇帝和嫔妃的关系，一切都是交易，而不是智慧的生产。萧功秦带学生的方式不太可能出现了。萧功秦说：“整整三年，研究生每两个星期一定要到我家里来和我谈一次，我最多是八个研究生一起带的，每个人把在两个星期里面思考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这也会刺激我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我就会和像你谈话一样讲出我的观点来，其他研究生也一样，在我谈过之后也会讲出他们新的想法”。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隐患很大。高校已经变成名利场和斗牛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尤其师生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多少人将付出血的代价，有多少人将成为发展的炮灰，有多少人能够保留本心一直走下去。最后，让我们重温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