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By 亂

人文學科的讀書人，經常有一種錯覺，以為熟知一定的學術套路，就似乎掌握了宇宙真理，天真地調動自己微薄的知識儲備，放肆地解讀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事件，甚至將觸角伸到技術性、專業性極強的實踐領域。然而，對於所有學科來說，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其學術的最高階梯，總是通向哲學，通向與大家的世俗生活不甚相關的形而上。因此，如果對哲學原理及其方法論，有那麽一知半解，人們還真的能夠居高臨下，以跨界（Crossover）的名義指指點點。換言之，新聞學者不一定會寫新聞稿，文學評論家不一定會寫小說，醫學人文學者不一定會拿手術刀，便顯得那麽順理成章了。

《中國人的病與藥》一書便是雜揉學術、通俗話語，生硬地解釋中國社會的典型，而且是失敗的典型。作者試圖寫一本有趣的書，但是字裏行間又扭扭捏捏，擺明了放不下所謂“人文學者”的架子。書中既有諸多哲學家的經典語錄，又有大量的通俗用語、網絡用語，更有毛語錄。而這些南轅北轍的話語風格，生澀、誇張且怪異的行文，卻往往出現在同一篇文章裏面，讓人產生理解和審美上的困難。

一些很關鍵、很火爆卻又相對棘手的話題，如醫患矛盾、看病難、看病貴、醫療事故等，作者大多淺嘗輒止、避重就輕。讓人感覺，他先是要放出聲響，準備一場大戰，結果剛剛露面就虛晃一槍，鳴金收兵了。在一些爭議話題上，作者或者幹脆完全站在醫生、院方的強勢角度，指責患者素質不高、媒體獵奇主義至上。他沒有勇氣和能力跳出怪圈，以嚴肅的“醫學人文學者”的視角批判並改正不合理醫療制度，便只好老老實實地照搬教科書，做一點常識普及工作。

1.“非典”醫生

縱觀全書，最值得一提的段落，便是第六章“有關醫院的精神分析”中關於“非典”醫生的記錄。可惜的是，作者為這部分文章起了個糟糕的標題“醫生也許是最差勁的病人”。要知道，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是醫生。他們在防治“非典”的過程中，既是醫生，同時又是患者，一些人不幸失去生命，一些人僥幸治愈卻又留下嚴重的後遺癥，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精神抑郁癥。他們曾經是最勇敢、最光榮的人，被官方媒體捧上道德的至高點，卻又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迅速遺忘，成為一些人不願提起的記憶。

作者能夠在“非典”十年後的今天，在作品中公開探討這一話題，十分可貴。但是，將“非典”醫生的悲劇放在“醫生也許是最差勁的病人”的標題下，與其他難以在醫者、患者之間迅速轉換身份的醫生一同論述，多少有了些戲謔的效果，這是極不妥當的。不過，單看其中分析“非典”醫生工作狀態和患病遭遇的段落，倒是可圈可點的。

作者認為，“非典”事件使得醫患的角色整合了，醫生變得既是觀察者又是體驗者，既是服務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醫療規律的認知者，又穿越疾病蒙難過程，獲得情感、意誌、首先的升華，從而獲得雙重體驗，雙重理解。許多醫生，日常只有技術生活，而缺乏有內容的倫理生活，陷入道德麻木與迷失之中。“非典”的醫患共感體驗，喚起了醫生內心深處的道德崇高與利他意識。而外科大夫嶽春河、急診科實習醫生武震，患上“非典”後遺癥後遭受的折磨，康復的艱辛，對生活、對人生道路的迷茫與焦急，都讓人不勝唏噓。

2.名人與生病

一些中外名人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思考，個人的生病歷史與作品創作，本書也零零散散有所涉及。可是，不得不說，作者過於發散的思維，在此就表現出了某種惡趣味。他將法國著名散文家蒙田在遭受腎結石困擾時的幻想“夢裏摟著一個美女，醒來發現自己的結石已經排出落在床單上”，當成整個小節的標題，真是不可思議。

1578年，蒙田《隨筆集》第一卷即將完稿時，腎結石癥突然發作，劇烈的腎絞痛、尿血使他一次次陷入極度痛苦和心理矛盾之中。作者認為，蒙田的隨筆中透出的特殊敏銳與冷峻，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疾病的體驗。從第二卷開始，由這種體驗而生發出的人生感悟也相應增加，出現了大段的個人病患經歷的傾訴。

作家史鐵生一生與疾病為伴，1972年雙腿癱瘓，7年後急性腎損傷，1998年發展成尿毒癥，依靠每周三次血液透析替代腎功能，他於是自嘲“我要麽在醫院，要麽在去醫院的路上”。但是，史鐵生是個作家，是個思考者，對生活和生命充滿理解和思辨。他將疾病帶來軀體的痛苦、心靈的顫動，轉化成了發人深省的文字，給後人以同情、悲憫、關懷、扶助、慰藉乃至拯救。

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癥久治不愈，住進當時北平著名的協和醫院，經醫生檢查確定為右腎腫瘤，建議割除。梁不顧親友反對，決定接受手術治療，結果好端端的左腎被錯割，病情反而加重。1929年1月19日，終因救治無效去世，年僅56歲。為了不讓國人因為自己的手術失誤而懷疑科學，梁啟超還在1926年6月2日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為醫院辯解“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這樣一來，就再也沒有人追究。

3.荒謬的醫患關系

現代護理學的開創者南丁格爾，在她的不朽著作《護理劄記》中，倡導以照顧為中心的專業化服務。在她看來，醫院的核心價值是人性的呵護，是周到的生活料理，是配合治療的養護，是病中的溫暖和合適，是殘缺生命中有意義的圓滿。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南丁格爾強調的Care（關愛、照顧）則難以落實，淪落成了更加直接而冷冰冰的Cure（治療）。

醫學史家查爾斯•盧森伯格一針見血地指出，醫院裏的服務大多是由專業的“陌生人”來提供，醫患關系的締約雙方也是陌生人。作者由此延伸，為了自身醫療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將個人的秘密告訴醫生，讓醫生觀看、觸摸私密的部位，甚至冒著巨大的風險去迎擊傷害性藥物與手術的幹預，而他們對醫生的德行、技藝卻知之甚少。

作者意識到了當下醫患關系的矛盾，其實是一種荒謬的“二律背反”。終於，他對醫療現狀說了幾句老實話：一方面市場化不足，衛生資源的配置與運營被缺乏公正與效率的體制、機制所困，無法實現優化操作，另一方面又過度市場化，放任各種利益集團按照赤裸裸的商業逐利規則，盤剝作為社會弱勢人群的貧困者。一方面社會醫療資源極度短缺，三分之二的國民缺乏初級醫療保健呵護，另一方面醫療資源配置混亂，浪費驚人，高檔設備重復投資，大範圍使用，疑病大診，小病大治，奢侈醫療、炫耀性醫療盛行。

4.對媒體的抹黑

不知是什麽原因，這本書從頭到尾充滿著對媒體的敵意，有些地方簡直是信口開河。他說：30年前，每一個踏進新聞學院大門的青年學子就被告知，新聞是一門無學之學，有很強的實踐性，理論性不足。

作者將媒體揭露醫療醜聞，抹黑為無聊的獵奇主義，偏激地認為，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強化了獵奇主義立場。他說，許多報道高喊：我不管什麽導向與道義，只關註已經發生的事實，聲稱沒有選擇、尊重事實，但其實是有選擇的，那就是獵奇主義的職業行動邏輯，就是遵從人咬狗老師新聞，狗咬人不是新聞。於是，作者偏執地認為，媒體人為制造了中國遍地都是醫院恃強淩弱、醫生草菅人命的假象，還給國際社會造成了中國醫院都是假藥、事故、欺騙的黑窩的印象。

為了給自己撐腰，作者搬來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對其眼中的以媒體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大加撻伐。接著，又稱民粹主義已經陷醫改於“父子騎驢”的尷尬，不能再由媒體肆意報道了，不能再縱容民眾的愚昧中傷了……作者一系列的“吶喊與仿徨”，都是那麽脫離常識。媒體報道的醫療黑幕，不管多不多，影響大不大，只要是事實，就應該公布，民眾也有權知道，也不必向國際社會隱瞞。這麽簡單的道理，北大醫學部的人文醫學教授怎麽就不懂？

思來想去，這本書更像是作者平常課堂講義的結集，很適合充當醫學專業新生的入門讀物。但是，這並不是說，學生必須認同作者書中的觀點和論述，而是他們通過閱讀該書所引用的西方醫學理論，能夠方便地先獲得大量二手的閱讀經驗，為以後做學問投石問路。如果學生們閱讀了醫學理論的原著，初步搭建了醫學學術的框架，便可以將這本類似導讀的入門讀物，放進儲物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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