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在香港书展的采访中提到现代图书的符号问题,包括女性、政治等题材的书籍之所以频出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令人关注的符号内容。因此在她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表示非常羡慕,因为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女作者能在出版方面享受到的重视太多了。
我想这符号大体上与人们关注的导向不无关系。女性与政治,这两种看似代表着柔软与残酷的题材融合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在女性作家越来越受到瞩目的今天,也有更多的人愿意花时间去阅读这样的女性文学,想去倾听在不一样的角度下女人视角中的战争。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的开篇花了大量的细节去描绘凯茜的厨艺,这个开始时连肢解火鸡都不会的女人逐渐蜕变到会悉心考量料理食材的厨艺程度,生活化的表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绝对的女性写作特质。
从围裙上的弹孔开始,凯茜的日子就在战争和生活间摇摆不停。饶是如此,她依旧醉心于贝鲁特这个城市的美景,这痴心坚如磐石,即使在战火最密集的时刻也没有改变。当时的战火是黎巴嫩生活的主旋律,有意无意地,凯茜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射到了生活的边角处。书中写到12月25日社区遭遇炮火攻击的时刻凯茜却拉下百叶窗,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出自大马士革的桌布上的美味鱼子酱和香槟王上。类似的例子还有诸如米歇尔家的古董、米歇尔母亲珍视的水晶吊灯和之后凯茜家人偶尔救助下的白鹤等等,这些细节化的生活点滴让看得人不禁要问,残酷的战争、血流成河的代价之于一个远嫁黎巴嫩的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中的凯茜是个拥有着绝对执念的女人,这种性格不仅造就了她坚韧隐忍的性格,也凝结于她对城市的执着之上。无论战争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她都执意要留在这片土地上。在书中凯茜无数次说过城市就好像一个烂情人,它总在你要对它绝望之时释放完美的信号让你迷惘。而在我看来,影响凯茜的除了贝鲁特本身之美,还是她从原始生活中带出的父母问题。与父母的无效沟通、与婆婆的认知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了这个女人的决定。她不惜几次返回那个危险的国家,即使丈夫以身犯险也在所不惜。因为她个人的偏执几次让她所谓“最重要的家庭”置于危险之中,我依旧很难认同这样的冒险,但这种经历只有亲历过战争,见证过死亡的人才能去评估是否值得。最终凯茜的这种特质也表现在了她的女儿身上,那个曾经抑郁的女孩最终成为名具有强烈政治敏感度的新美国女性,她的政见连固执的米歇尔也不得不承认正确。
这样的性格传承让我确信,战争之于凯茜并非只是冰冷的残酷,其中也柔和了家族的回忆、朋友的相守、孩子的成长等一系列非常感性的话题。国内作家方方在谈到她笔下的武昌战役时提到她将战争的重点放在营救战友上是因为作为女性她不会用武器,也就并不能完整的呈现战场的布局。在我看来,《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作者笔下的很多政治事件都是伴随着朋友说、谣传等不确定因素出现的。她不可能巨细靡遗地展现战争带给国家的重创,只能以自己和家人为主轴带领读者深入战时生活的基底。她以女性般的柔软与战争的坚硬对抗,以卵击石的坚强令人感慨。就战争记录者而言也许片面不可取,却如实地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诠释了战争所带给生活的创伤和意义。它摧毁人们的梦想与希望,以毁灭的力量企图掩埋生命的光芒。在这样的残酷背后,人们反而更加积极地去生活,伴随着炮火的晚餐、在废墟街道上建立的生活买卖,点滴正是这生命之光的见证。
记得北野武针对日本地震曾说过“震灾并非死了2万人,而是死了1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件。”我想无论是天灾还是战争,随着死亡数字的攀升身处外围的人只会越来越麻木,但事实对于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一次战争势必伴随着普通人生活的决裂和消亡,也势必深植于幸存者回忆的藤蔓之中隐隐作痛。《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的战争部分写的极不严谨,之中长篇累牍的讲述说到底也只是女人在面对困境时的琐事而已。但正是那种私人的片刻式的生活轨迹让人们真真感受到来自生命的巨大活力,给战争中饱受摧残的人带来一丝光明,这真实到虚幻的美好成为了活下去最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