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由与性隐私：它们如何肇生？

性自由与性隐私：它们如何肇生？
一财网 姚颖
性观念与性行为的根本转变缘何而起，以往少有研究，法拉梅兹以石破天惊的作品《性的起源》，揭开这一隐秘故事的一角

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到启蒙运动，一系列此起彼伏的革命实践，导致整个世界图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多旧有观念变得面目全非。而性观念，在现代伊始也搭上了这辆革命的列车。
“第一次性革命更为基础，性自由与性隐私产生于那个时代。”上周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性的起源》作者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表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欧洲出现的现代性观念，与同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潮流紧密相关。在今人看来，将“性”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体验的一部分无可厚非，但这种认识本身源于将“性”归于私人领域的启蒙运动。虽然研究主题有关最为私密的性行为，法拉梅兹绝非“探入古人卧室，掀其被单”而是将“性”的历史还原为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古人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以及塑造这种认识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
除却思想方面的变化，法拉梅兹亦关注生活方式的变化。他试图展现人们的观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法拉梅兹同时承认，其影响仍在不断演变，第一次性革命是一个历史节点，自此西方性文化转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作为法拉梅兹处女作的《性的起源》2012年出版后一鸣惊人，是诸多英美大报的年度好书。此书的中文版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牛津大学埃克赛特学院历史学高级研究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性的起源》为其处女作轰动学界。
 
第一财经：在你的作品中，第一次性革命似乎沿着一个重要的现代概念——个人，而展开。以往的研究更关注塑造“个人”的其他领域，你为何关注“性”？性观念与“个人”的塑造有怎样的关联？
法拉梅兹：在西方历史中，性观念与性行为的根本转变缘何而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起初我也犹豫不决。毕业后，通过对17、18世纪人们对“性”的态度的研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650年左右，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妓女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卖淫被视为罪恶，仅仅隔了100年，戒律发生了极大转变，《宽容法案》的颁布对卖淫等行为给予了较为温和的处理。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妓女常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多是被浪荡子诱奸之后陷入以出卖身体为生的惨境。追问转变的原因，我发现它不仅发生在对妓女的态度上，还发生在对待男女性行为，比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情、鸡奸等方面。因此，这不是仅针对性观念的变化，而牵涉到对人性的假设、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个人的发现等等诸多领域的变革。
我发现这样一个变革轨迹，决定深入研究。谈到性观念与“个人”的塑造，托马斯·拉奎尔的著作《制造型：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或许能给出相对可信的答案。通过对男性与女性的身体重构，有关性观念的变革塑造了广阔的话语场域、衍生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定义了冲突的术语，赋予各种争辩以内涵。
 
第一财经：宗教改革瓦解了教会权威，崇尚自然与真理成为主流价值，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似乎首先影响上层社会，你认为这些观念怎样传播至底层社会？或者说，你所描述的那样一种革命性的性观念变化，在底层社会中真实存在吗？
法拉梅兹：我不认为观念的变化只存在于上层社会。
这本书试图展示西方启蒙运动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有些解构启蒙运动的研究者认为它止步于个别哲学家、思想家的炉边谈话，只涉及他们感兴趣的智识问题，启蒙只是知识分子的臆想。然而根据我的研究，启蒙运动具有普遍的社会影响。事实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判断标准，谈论内容不限于复杂而高深的智识问题，更多涉及与生命有关的基本问题——怎样活着？宗教信仰是否应当自由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甚至，怎样有效避孕？这些问题涉及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思想家的生活。时至18世纪，这种变化已然传播到各个基层，赤贫人口、中产阶级以及贵族阶级需要面对同样的变化与选择。
当然，如果做更深入的线性分析，我们可以说，变革之初，变化最先发生在智识界，但到18世纪，它已经成为所有人的问题。
 
第一财经：你提到“性”逐渐从公共领域退隐至私人领域，从权利和自由的角度讲，这似乎值得捍卫，但同时它体现出“美德”作为价值追求的边界在缩小，伦理纽带和道德限制逐渐被打破，造成了诸如婚姻制度的危机等问题，人们面对危机，多少又会谴责性自由的泛滥。你认为我们在理解、讨论、判断有关“性”的观念与行为时，可以如此清晰地找到私人与公共的界限吗？怎样面对这种内在张力？
法拉梅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是我们不能。更进一步说，我甚至不能同意明确划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这种想法。在书里，我谈到开放自由的性观念萌生多元与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方面的自由都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冲突、紧张、差异、多元，但我认为，即便存在这样的不确定，给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远远好过对人巨细靡遗的控制与监管。
简而言之，性自由并非一系列互相协调的判断，而是一组得到多种阐释的观念。你谈到的这些冲突，在当时是，并且现在依然是复杂与棘手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经常争论不休，如果我们试图把可欲的价值追求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根植于神圣戒律之中，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一财经：曾经看过一个BBC纪录片，讲述中世纪生活，展示出人们对“性”的开放态度，而你书中介绍的中世纪极其严苛的“性戒律”似乎更加符合我们对中世纪的想象，铁板一块的“性戒律”真的可以限制人们出于欲望而产生的性需求吗？我常常怀疑文字记录与现实生活差之千里。
法拉梅兹：是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性戒律”并不完美，因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性行为与观念远比我们可以查询到的官方文字记载开放得多。可以想象，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有关惩戒婚外性行为的记载，恰恰反映出这一现象在民间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性戒律”对婚外性行为的惩罚越来越严苛，其控制力逐渐增强，甚至影响到正常的行为习惯，比如即便婚内，夫妻性生活的频次也变得越来越少，这说明在“性戒律”的控制之下，人们对性本身的认识受到了影响。16到17世纪婚外性行为被认为极为危险，尤其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采用更高的标准规训性行为，从这方面看，“性戒律”确实是有效的。
但我还想强调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第一次性革命的影响。随着城市兴起，更多的人从村庄迁入城市，这意味着更大的社交面，更多认识异性的机会，以及更难有效实施的社会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谈论“性”的方式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报纸、小说等公共出版物的“性”叙事已不同以往，没有这些来自社会层面的变化，不会引发第一次性观念的革命。
 
第一财经：由你的研究不难发现，伴随着性观念的革命，女性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否意味着女性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或者如有些人所言，开放的性观念恰恰是男人梦寐以求的？
法拉梅兹：（笑）这常常被视为对女权主义者的嘲讽，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男性与女性所引发的一切争论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定论。我想说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得她们在共同体内获得了广泛的权利，这并不单独指向“性”，男性与女性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他们自由交往，自然而然形成纽带、发生冲突、获得理解，可以说是所有人的胜利吧。
 
第一财经：两次性革命有着怎样的关联？
法拉梅兹：第一次性革命更为基础，性自由与性隐私产生于那个时代，但它并不是平等的革命，性自由更多给予男性、有产者、贵族阶层，对女性、同性恋者却未许诺等量的自由。然而18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性自由的范围得到扩展，它被赋予更多阶层与种族。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性革命，使得性自由的观念成为普遍的、无差别的原则，适合任何社会阶层、群体与个人。我认为，第二次性革命有两个新特征：首先，它关注怎样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对不同性别、种族、群体一视同仁，例如对女性的偏见、对同性恋的歧视都不再具有科学依据与正当性；第二，随着避孕技术的完善，避孕套与避孕药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这也促进了女性性自由意识的普及。
 
第一财经：有些地方，同性婚姻已受到法律保护，而有些地方同性恋者还要为反歧视而奋斗。在非洲，有些部落女性仍要承受割除阴蒂的痛苦，在印度，女性仍被视为“性”的附属物。你认为不同文化影响下性观念带来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法拉梅兹：类似于前现代欧洲的性思想与性实践在世界某些地方仍然得到坚持，诚如我书的结尾所谈到的，有些行为曾经在西方文化的大部分历史时间中存在。它们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之上——圣书与圣人的神圣权威、对宗教与社会多元主义的禁绝、对性自由的恐惧、对男性统治权的坚信。它们显然有利于维持父权社会的秩序，它们显然不利于人类的幸福。我想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将存在于年轻人，他们与现代生活更为接近，更易于接受不同观念，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交往与相爱，毕竟我们早已挣脱了封闭的世界。
 
第一财经：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对“性”的态度与性行为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出现第三次“性”革命吗？
法拉梅兹：（笑）我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有两个有趣的现象有助于反思我们究竟身在何处：首先，人们对同性恋或其他恋爱方式的接受程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你之前提到的，这与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性自由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其次，人们享受性爱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似乎为新形式的性行为提供了渠道。当然我不是说新的方式适合所有人，也不能判断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但它已经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