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章是精华

第二章 分析通货膨胀

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
现象：在开放经济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下，以生产资料价格为代表的可贸易部门通货膨胀与全球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相当一致。
主要因为：工业品大部分是可贸易品，遵从一价定律。
OECD工业生产指数的月度波动大致可以衡量全球工业需求的变化，是主导PPI波动的因素，领先美国PPI 3个月。

食品类通货膨胀
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主要为食品价格所主导，而且，中国食品价格的波动与工业部门的通货膨胀（第二产业GDP平减指数）高度相关，这使得基于作物歉收等微观证据缺乏说服力。这两项指标的相关性，解释：整体经济的冷热、工业品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类的通胀。
有如下两种机制可以解释价格同步：第一种是成本传导，化肥农药等，第二种是通货膨胀预期，农户选择“存粮”，减少“存钱”，竞争性的库存调整机制导致了经济活动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同步性。
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来自成本压力，那么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应该明显大于农产品价格的涨幅。排除此原因。
寻找通胀预期和库存调整假说的进一步证据：新鲜蔬菜与瓜果难以储存，很难库存调整，因此，不同食品在横断面上的弹性差别较大，粮食和肉禽的弹性较大，瓜果和蔬菜较低；生猪养殖周转时间。

刘易斯拐点与食品类通货膨胀
现象：2000-2007，花生比小麦更保值，前者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密集比后者更高。
解释：与刘易斯拐点机制相联系，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工资自2005年以来出现比较快速和持续的上涨，这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
进一步证实：1990-2000，劳动力成本没有快速上升，横断面上，看不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
中国与成熟经济体在结构方面有以下重点区别：
一是中国可贸易部门在经济中占比重多，CPI更容易受全球影响；二是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主要由食品类价格价格主导，而食品类价格并不存在明显的价格粘性，无粘性就无法用产能缺口来预测通胀；三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并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存量，由于资本品（煤、石油等）价格粘性不像劳动力市场那么显著，利用资本品的缺口来预测通胀，其理论基础同样存疑。

货币供应与长期通货膨胀
现象：货币只有在高通胀环境下才与通胀率正向相关，当通胀率低于10%时，货币与通胀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进入1990后，通货膨胀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密切。
解释：CPI不包含资产价格，如房价；货币外延模糊，肚量不准确；央行公信力。
结论：即使对于预测长期通胀而言，简单地以货币增速的高低作为判断基础，仍存在相当大风险。

第三章 观察产能周期

中国的资本约束
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并不稳定，资本形成对中国的总供应具有很强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而言，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存量的约束以及产能投放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明显，技术进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国际收支的分析框架
比如针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以往以支出法为基础的分析范式需要限制一个变量，即总供应相对稳定。所以虽然用支出法可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走势，但这种方法明显有意忽略了客观现实，让该理论变得复杂而不完整。高善文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去分析总供求变化的框架。其优势在于可以对称地处理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变化，从而改善分析的有效性。在提出该分析框架之后，他以此为基础对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解释，目前看来很有说服力。
将经济体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PPI指数能够代表可贸易部门价格，CPI-nonfood可代表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对于三种冲击来源（国内需求、国内供给、全球供给），我们就有三组以上指标来进行识别，即经常账户盈余、总产出、可贸易价格、不可贸易价格、全球经济产出（OECD工业产出指数）、贸易条件改善、本币汇率贬值。

高增长低通胀（2005-2007）
排除法，排除了国内需求下降、海外需求扩张，解释2005-2007贸易盈余的显著扩张的唯一合理解释是总供应曲线的扩张，此时判决性指标应该是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下降或下游行业的利润率下降。
确定总供应扩张的主要来源。资本存量？劳动力供应意愿？技术进步？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区分是相对容易的：如果资本存量的有效扩大是主要原因，在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加速上身并存的局面；如果劳动力供应意愿上升是主要的，那么将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减速并存的局面。

放慢的潜在增长（2008-2012）
备选解释：金融危机导致衰退和其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台阶式上升？产能投放减缓和总供应曲线左移？哪个解释更加重要呢？判断证据是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变化。前者将导致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走低，后者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将走高。排除法选择后者。
确定总供应能力收缩的基础：竞争性行业资本形成的持续减速。观察指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