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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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者斯蒂文·巴利与罗伯特·孔达研究发现，一百多年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亦称人文主义，每隔20-30年交替成为管理学的主流。并且与宏观经济周期重合。萧条期信人文主义，繁荣期信理性主义。

两位学者分析，当企业绩效更多地取决资本管理，信奉理性主义，取决劳动管理，则信奉人文主义。中欧商学院的肖知兴提出另一种解释，实业界缺什么，理论界就会喊什么。繁荣时容易浪费，所以强调理性控制，节流增效，萧条期预算紧缩，所以强调信任，放手员工创新，开源增效。

我没有看到原作，系肖知兴文转述。经济学界提出多种周期理论，其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度相当，上升下降总计50-60年。具体的重合度，1930年代大萧条较准确，但战后的繁荣到1960年代末即告终结，偏差较大。

认可资料，就两种观点而论，都属于理性主义。所谓理性，具体就是量化，最终量化到绩效/财务指标。命名也暗示这种倾向。非理性是相对理性而言，不够理性/量化的，统统归作一团。前面的表述，似乎两种思潮势均力敌。其实整体而言，理性主义是主流和显学，提供了现存大部分管理学资料和，饭碗。

理性和非理性都指人，人文主义命名更直白，可知根本差异在于管人。人文主义以霍桑试验为代表，显示人性的复杂。工人被选中参加试验的荣誉感，接受访谈表达不满，都能促进生产。团队关系将产出控制在适中的水平。总之，激励最终是内在的，企业是多元的，应支持至少容忍工人及其群体自我管理。

理性主义则将人简/物/量化。泰勒试验显示装卸工平均负重21镑，因而特定物料用特定铲子，保持这一容量。福特早期流水线划分7882工种，其中949种需身体强壮，3338种需普通体格；3595种可在正常以下，其中又有715种可由独臂，2637种可由独腿，10种可由眼盲，2种可由双手残疾者完成。

相应员工像物料一样被管理，受到外部的经济激励和制约。企业以管理者为中心，忽视甚至压制员工的主见。自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忽视，心理学研究表明，就特定行为，外部激励会挤出内部激励。

这种世界观像天主教，强调上帝和教会的权威。人文主义像新教，强调信众自寻圣经，因信得救，像佛教和希腊神话，人神界限是模糊的。尤其希腊诸神，有人所有的欲望和缺陷。宙斯是个淫棍加混蛋。

同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管理者，敢于亲自参加某种霍桑试验，学历再高，管理经验再丰富，还是人，也就不能杜绝“非理性”。那么管理工具越理性，结果可能越不理性。

现实是复杂的。福特是理性主义的化身，除了上述的高度分工，将工人日薪大幅增加到5美元，“工资解决9/10的精神问题”，顽固反对工会。但他还率先实行8小时工作制，推崇“无头衔管理”。福特的工人周末出行，仍佩带擦亮的工牌，以赢得路人艳羡的目光。这些又可以归入人文主义。

不用高深的理论，仅凭生活经验，足以知道人文主义更全面，更接近现实，理性主义颇多流弊。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反而喧宾夺主？

从劳工的角度，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层，依次提升。需求层次越低，对外界越敏感，越容易量化。早期产业工人普遍贫困，生理和安全需求更迫切。管理的角度，工业大批量标准化，以获得规模效益，工人围绕机器协作，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有生动的反映。

学术的角度，科学行业本身也经历工业化。就是非理性主义管理学，关联的社会、心理等科，也致力于数理化，更不用说理性主义关联的数学和经济学了。是这三个领域的同步运动成就了后者。

其它学科存在类似的世界观对立。进化论指出物种是各自变异和适应环境的结果，而非神创。哈耶克主张“人类行为而非设计”产生的“自发秩序”，反对将线性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克劳塞维茨强调“交战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使用暴力”，批评一些军事理论家“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回到最初的问题。理性主义经济学同样将周期只看作量的，凯恩斯所谓有效需求的变化。自他以后，经济学分裂为宏微观两部分，基于不同的概念和模型。因而不能解释管理(微观)学术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联。而人文主义的思路，周期之间存在质的，回到经济学起源，亚当•斯密强调的分工协作的差异。

萧条期企业普遍收缩业务，削减员工的任务和薪资，相应扩大自主空间，以内部激励弥补外部激励。这还是理性主义。但有少数企业和员工风云际会，得以创新分工协作。协作的演化以参与各方自主为前提。

随着协作新结构的固化普及，经济恢复增长，投资扩张，奉行理性主义。又随着盛极而衰，边际收益递减，萧条和人文主义回归。如此往复，芝麻开花节节高。1930年代萧条铺垫了二战的军事进步，战后的繁荣。1970年代滞胀铺垫了1980年代的繁荣，1990年代的网络潮。

前面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不求甚解。巴利和孔达所谓劳动管理，其实还是被管理。肖知兴所谓补缺，何以要补一代人之久。其实说明理论指导实践，创新是小概率事件，漫长的探索过程。

继往开来。巴利和孔达的研究截止于1992年，又过去将近20年，这段时间及以后如何发展？肖知兴默认仍在重复周期。依据是1994-2000年间经历了长期繁荣，相应流行信息管理系统和<第五项修炼>。这也是有疑问的。

信息系统要具体分析。早期项目主要是ERP企业资源工程，显然为提升资本管理，但中后期项目SCM、CRM，偏向人文主义。供应商和客户是独立主体，服务他们需要向基层授权。<第五项修炼>则完全搞反了。学习型组织是企业文化运动的延续，本书开章明义，反对碎片式思维。企业不能再只靠福特这样的伟大领袖，而要设法使所有员工持续学习。

1994-2000不是普通的繁荣，而是更高级长期的过渡。三件大事标志新经济开端：从之前的衰退到这波繁荣的初期，发生永久裁员潮。1993年IBM改革，1995年网景上市。商业从资本密集转向知识密集，产品转向服务，以客户中心。相应管理学从理性为主人文为辅，转向人文为主理性为辅。周期即将终结。

挚友蕾西问我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规律。直观地看，改革至今只有30年，引入管理学稍晚，只勉强够半个周期，显然是理性主义。如同很多人文学科，说地好听与国际接轨，说地难听鹦鹉学舌，自然与本土实践脱节。

但向前追溯，计划经济低工资高福利，单位办社会，提倡主人翁精神，相对众多农民，工人处于中产阶级，等等，实际上都体现人文主义。1956年建立计划经济，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放开物质激励，相距接近30年。

近年有些苗头，一些企业家向儒释道寻求精神资源，2008年3月东航机组集体返航。书写本文的同时，富士康N连跳。两者超出传统经济性的劳资纠纷。改革30周年庆，若干企业20周年庆，各界编撰一批商业史和企业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都预示人文主义回归。相距也接近30年。

从这个角度，中国工业史也符合巴利与孔达发现的联合周期。但中国激进的现代化，时空极度扭曲。业界还充斥陈腐的权术和玄学。特别是儒教，鼓吹单向施恩与服从，自封人文，其实有理性主义之弊，而无理性主义之利：精确。同时新经济蓬勃生长。三花聚顶练不好会走火入魔。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201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