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视野的尝试

整体视野的尝试

——读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



《白银资本》 的中文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众多学者针对该书的论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更不乏其人。国内著名学者秦晖更是将其比喻为刺猬之作，借用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即学问家是狐狸，思想家是刺猬，该书“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的确，文如其人。弗兰克是一位个性十足的学者。当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接受欧美众多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聘请，而是毅然选择了前往拉丁美洲，在著名的拉美依附论学者特奥托尼特•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依附理论的论著与文章， 认为拉美等不发达地区的落后状态，完全是由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民族性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是中心—外围结构关系，这根链条决定了每一个外围都充当着一种工具，它从自身的外围那里榨取资本或经济剩余，并将其中一部分缴给自己的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因此，不发达更加不发达，发达更加发达。在其日后的学术发展中，弗兰克也对其早期理论不断的进行修正，在本文所要重点评述的《白银资本》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弗兰克的思想有着很大的转变，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其早期理论的痕迹。下面，本文首先对《白银资本》一书的写作思路与内容进行较为粗略的梳理。

1500年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欧洲逐渐兴起，与此同时亚洲的传统帝国日趋没落。进而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的霸权地位。针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西方的许多著名学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韦伯所倡导的的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马克思所批判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黑格尔所说的东方社会“停滞论”等等。这些观点长期左右着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通过文化传播，这些论点甚至也长期困扰着我们本身对自己历史的理解。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思维定势进行质疑。萨义德(Said)在其《东方学》中批判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东方主义所有的一切都与东方无关，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更早一些的马丁•伯尔纳（Martin Bernal）在其《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中认为，西方文明的真正起源不是古希腊，而是古埃及。古希腊的诸多成就都是剽窃自古埃及和近东古文明的。而古埃及人很有可能是黑皮肤的（虽然现在在考古学界对古埃及人的种族还有争议），所以西方文明的真正开创者是黑人。
与众多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一样，在写作本书时，弗兰克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只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的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欧洲使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
在该书导论，即第一章中，弗兰克陈述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并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理论的关系，借此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批评。首先，作者倡导整体主义方法论，并非是要使用新的历史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认为该书的主旨便是要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段 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由此推论，欧洲并非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特殊性。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第二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中讲到，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弗兰克引用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证明，亚洲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第二章主要考察贸易的结构与流动。揭示世界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勾勒出全球经济的轮廓。第三章考察了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第四章对全球经济在数量方面进行了比较，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我们将会看到，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欧洲重要的多。根本不是像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人所宣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传统的、静止的停滞的，作者批判这种欧洲中心论制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应该思考的不只是如何避免或批判欧洲中心论，而是更应思考，这一理论何以可能？第五章作者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认为，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这一章里作者探讨了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作者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杰夫周期的分析 。
第六章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导致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他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一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在最后一章，弗兰克再次强调了整体分析的必要性及对历史学、流行理论的意义。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早是由欧洲人创立的，“到1450年 ,创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舞台是在欧洲而不在其他地方”，它在最初并不包括整个世界，“它是一个‘世界体系’，不是因为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政治单位要大”， 只是到了后来，才最终由欧洲将其推广、扩展至整个世界。在世界体系囊括全球之前，始终存在着一种处于体系之外的“外部领域”，它因为越来越多地被“融入”世界体系而日渐缩小直至消失。沃勒斯坦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之间经济关系的阐述，将这套理论的讨论范围严格限定在十五、十六世纪之后的世界，反对将这套范式运用于十五世纪之前的世界。在早些时候弗兰克与吉尔斯（Gills）合编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一书中，他即主张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这是弗兰克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而《白银资本》则是把其“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世界视野，那么不连续性就会被更大的连续性所取而代之。……如果我们用更整体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性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 因此，弗兰克认为1500年之后所形成的断裂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弗兰克又是怎样解释欧洲在近代的兴起的呢？作者认为，白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1400年起，世界各国就存在贸易交往和相应的劳动分工。欧洲人渴望获得亚洲的商品，而亚洲在商业扩张中对白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正好此时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源源不断的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白银，于是，欧洲便用支付白银的方式与亚洲人进行商品贸易。美洲白银通过欧亚贸易大量流入亚洲，其中大部分到达中国和印度，使得它们成为全球白银的“终极密窖”。当时欧洲各国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竭力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求获得金银货币。金银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它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标准。由于亚洲的金银占有量多于欧洲 ,这就决定了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亚洲 ,而不是欧洲。而欧洲之所以要向亚洲扩张，不过是想加人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而不是将亚洲纳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白银的大量流通，在欧洲和亚洲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欧洲由于技术和制度上的局限，经济无从扩张，出现了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因为存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优势，白银不仅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刺激了需求，支持了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明清两代的繁荣和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强盛都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中产生。而到后来亚洲之所以会衰落，不过是因为遇到了一场世界体系的危机，简言之，即碰上了康德拉杰夫周期中下降时期的B段， 而欧洲之所以能崛起也不过是在通过白银贸易参与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分沾了大量好处，并趁对方衰落之机，爬上了亚洲的肩膀，顺势取代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领头羊的位置。
弗兰克的论点颠覆了许多我们以前的传统认识，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判。例如，他运用康德拉杰夫周期来说明欧洲与亚洲经济的巨大历史变迁，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而且认为由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长期出超而断定中国即是十九世纪前世界经济的中心。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具体论证问题我们暂且不论。华东师大的王家范先生对弗兰克用中国中心取代欧洲中心的表述提出了批评，他反对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和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遗憾的是，弗兰克虽然也提到过几次人类中心论，但也经常表现出对欧洲中心论的嫉恶如仇，滑向了中国中心的表述方式，……其支配、霸权等词汇表现出了‘话语暴力’的倾向。”
弗兰克此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史实论证，而在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视野。其实，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早就指出，在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社会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变，对自然和人类的研究分裂成了独立的专业与学科。虽然这种分裂有助于产生知识的专业化，但这种分裂也是致命的。它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方面的深入而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把为这一分裂辩护的意识形态理由转变为专业本身在智识上的正当性。 因此这些专业学科首先是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世界，而缺乏一种联系的视野。恰恰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欧洲的社会科学体系自觉不自觉的证明着欧洲的特殊性。弗兰克征引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的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魅力。即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这一点，应当是我们时刻谨记的。

引用文献：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页23。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67;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1969;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1978.
  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德〕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页39。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5。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页454。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史林》2000年第4期，页92-93。
  〔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