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的交易

   歌德的《浮士德》讲述了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德国古老传说。克里斯蒂娅.弗兰里的《世纪大拍卖》则讲述了在俄罗斯发生的“浮士德交易”。
  克里斯蒂娅.弗兰里作为一名曾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1995年被英国《金融时报》派往莫斯科担任俄罗斯站站长的记者，她目睹了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型的一场拍卖。这本书于2000年完稿，在2004年引入中国，并被《经济观察报》评为当年最佳商业图书。
弗兰里女士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在本书行文中可以看出她高度的职业操守。她写这本书，没有从所谓的“揭黑”“秘闻”的角度幸灾乐祸地卖弄她手中珍贵的一手资料。她选择了一种客观的、带有使命感的手法去还原当时发生的一切。在全书结束部分，她郑重附上了俄罗斯大事记、致谢、消息来源和参考文献部分。一次跨世纪沉闷的历史事件，被作者写得丝丝入扣且引人深思。
  故事的开端，描述了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神像的开端。这是他就是百姓的神，没有人想到就是这位被神化的人物，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他们口袋中的卢布一夜间掏空。作者插入了关于110美元买一支即将凋谢的玫瑰的故事。看上去是如此疯狂和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这表示着对苏联的一种唾弃，对苏联传统制度的一种公开咒骂，那还是很便宜的”。曾经让中华民族看见曙光的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民众趋之若鹄的苏联式面包牛奶生活被110美元的玫瑰贬得一文不值。俄罗斯人在极力摆脱从前的不快记忆，他们呼唤所谓的市场经济，试图以此创造新俄罗斯。
  青年改革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休克疗法”的执行人盖达尔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激进(至少在今天看来是这样的)地开展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毫无准备的“价格自由化”就足够将老百姓推入西伯利亚寒冬了。一周时间，涨了六倍的价格，这就意味着民众半辈子的积蓄会立马被洗劫。但是，青年改革派并没有因此而负疚，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付出，这就是走上市场经济的付出。我们尚且撇开到底这一逻辑是不是成立，但是无论任何决策必须首要考虑民众对此的接受能力，“休克疗法”在拟定之初，就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局面，但是青年改革派们没有努力解决由此给民众带来的冲击，却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理所当然要承受的。这里不仅可以作为青年改革派脱离群众的伊此，更可以看做克里姆林宫最后需要与寡头们“浮士德交易”的前因。
  市场经济轰轰烈烈开始了，俄罗斯人民却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开始另一种艰辛。丘拜斯作为盖达尔的继任者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位俾斯麦式的传奇人物，专长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上任，他就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序幕。他的合作者事后回忆，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一套综合方案，二十部标准法令，没有秘书，没有传真机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完成。他们认为凭借合理的法律、公正的法案，便可以使俄罗斯顺利走入资本主义的光明大道。梦想宛如鸡血，注入他们年轻而天真的躯体，他们以为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力挽狂澜。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认股权证私有化”开始了，认股权证成了一种货币，而且公民们人人有权分到。世界级的投行们参加了这场疯狂的实验，他们并不关心俄罗斯的未来，他们只关心收益。可悲的是，丘拜斯们把希望投向了他们。也许王小波说得对，人随时随地可以梦游，睁着眼睛就能进入梦里，而且越是日理万机的伟大人物就越容易犯这种病。显然，青年改革派从此刻开始是犯病了。
  当这场空前大闹剧上后，寡头经济正式诞生。依靠所谓的“漏洞经济”或者说是接过了青年改革派一手递来的巧克力，他们发迹了。当阿布拉西莫维奇在英超为切尔西高调打造黄金战舰时，全世界球迷无不惊讶于他的财大气粗，甚至他不介意一个球员的身价是否存在水分。这就有悖逻辑了，作为一名商人最关心的是投入和产出应为正比，但是他不是！这只能说明，他的钞票来得太容易了。寡头们凭借强盗的铁血手段和猎狗般敏锐的嗅觉牢牢接着了从克里姆林宫递来的垄断行业，所以他们真的会在意投入和产出真的是正比吗？丘拜斯们曾经有“为民主而腐败”的观点，他们认为当这些强盗们把这些国有资产夺走后，为了守住资产自然就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然而学者们毫不客气地总结“这是经济浪漫主义”。
  时间来到了叶利钦第一任总统任期快结束了，为了连任，阻击共产党人的复兴，他转向寡头求助，作者很客气没有明确点出克里姆林宫的“浮士德交易”，她只是点出了青年改革派的堕落。丘拜斯们当初走上政治舞台所凭借的就是清廉和正义，但是此刻除了权力，什么也不剩了。全书最精彩的章节出现在关于“贷换股”出现的部分，“贷换股最终摧毁了青年改革派”“更糟糕的是，它最终粉碎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健康、繁荣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残存的希望”。作者此处用词很重，甚至不惜使用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等一系列的词。叶利钦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是要承担罪名的，是他纵容了国家毒瘤的滋生，而青年改革派不过是当中的“打手”罢了。
  克里斯蒂娅.弗兰里知道这本《世界大拍卖》将要在中国出版时，她无不兴奋地写上了中文版的序言。她深刻地对比了俄罗斯与中国的不同，她认为俄罗斯的问题包括了民族多样性带来中央集权的困难、在工业经济上建设自由资本主义的困难。对这本书时，我是深深为其谨慎的传媒人作风感到折服，同时还对于她对国家转轨应当注意的问题的洞察力感到钦佩。
  中国发展属于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盘活国有企业，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股份制改革。中国政府没有使用剧烈的手段，而是一步一步地进行，过程虽然坎坷且备受国际社会的指责。然而观照俄罗斯，这无疑是理性的，至少没有使得国家经济崩盘。关于控制通货膨胀无疑也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看见价格自由化时的俄罗斯，真切明白的人间炼狱的滋味，人们一辈子就攒下那么点点的卢布，一夜的通货膨胀就成了废纸。对于处在社会塔尖的人自然不会有世界末日之感，资产都是美元，有什么可惧怕的？但是百姓们、中小企业主们——构建和谐的“橄榄形社会”中间部分，却看着血汗变成了废纸，那么还如何拾得起对国家政府的信心呢？更重要的是作为公民社会要和谐发展，就必须有一种相对公正的共同理念，例如美国崇尚民主自由，奥巴马的账单也要向全世界“晒”出来，这就是共同的理念信仰。从前苏联过渡到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共产主义不复存在了，他们开始是充满了不适应，自觉维持过去的一切，然而身边大胆的同伴倒卖小商品发迹了，他们自然以为原来这就是新社会，于是堕落腐败不折手段统统接踵而至，克里姆林宫对于对于这种信念的构建也很模糊。一个国家的共同信仰磨灭了，那么民众应该相信什么？一个国家的信仰纲领是不允许含糊的，朝令夕改、无视法纪、“浮士德的交易”都被允许了，甚至政府也参与其中，那么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安定繁荣的局面，更丢失了国民对一个国家一片土地的信任、热忱和归属感。对于任一个经济改革的国家克里斯蒂娅.弗兰里的《世纪大拍卖》都是很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