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什么维度探讨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是经济学家华生近年来关于中国改革与前景的文章集。虽然近年来谈论中国改革的文章与书籍不在少数，但华生作为一名曾参与过中国经济改革三大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且自称为“只做机制设计”的著名学者，他对于中国改革的思考或许能使我们会对整天挂在嘴边的话题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无论是从社会舆情，还是专家研讨，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至少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通过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现在中国又面临着不得不改革的局面，但是到底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将要怎么继续改革（即没做的），却成为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我想，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区别，更在于你站在什么维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

如果你拿着一台能搜索到广州某商场7楼食肆的GPS行使在京珠高速的湖南段时，你会发现明明道路的两旁是阡陌连片的田野与小山村，但在GPS上却只是一片空白。这次回乡的经历使我重新看待我所看到和讨论的世界。信息时代常给我们一种错觉，通过互联网与科技的力量，我们可以实现全知全能，我们可以像打探左邻右里八卦一样讨论着郭美美的包包和表叔的手表。但是实际上，就像GPS无法反映田野里翠绿的禾苗一样，在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或许由于和我们毫无关联，又或者我们不需要去了解，而被我们自然地屏蔽在生活和思考之外，都不需要伟大的墙。因此，与其说我们在网上运筹帷幄、挥斥方遒，倒不如说，我们只是在沙堆上讨论何时盖起高楼。因此，单就对中国的认知而言，我很钦佩于华生对于全局的洞见。

在华生看来，中国现状最大的矛盾既不是贪官污吏、社会阶层的板结，也不是“下流社会”、“蚁族”的生存，而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城乡差距问题。这种论断似乎与社会的“主流”意见尤其是某些公知意见不同，也很容易被人误读。比如在谈及国有企业时，华生并不讳言存在某些官员“确实利用国有资源捞了不少好处”，比如地方官员调任国企老总，名正言顺拿高薪，或者在某些部门安插亲戚。但华生反对以反腐和效率的名义将国企私有化，因为官员的寻租行为“相对于巨额国有资产来说, 毕竟是九牛一毛”，“如果央企退出搞私有化, 那么这些巨额资产必成他们囊中之物”。这样的言论，如果媒体断章取义为“宁要国企的蛀虫，不要私有化的权贵”，那么是不是又会引起一阵嘴战呢？

言归正传，华生指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特点就是外需受限，内需不足——这点应该也算是共识。但是在内需不足上，目前人们多集中关注于城市居民的消费，而将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长期排除在议事日程。这一方面来自于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没有能力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 因此他们的归属现阶段还只能在农村，另外一方面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提高劳动成本。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认为现状是好的，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拿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而不少农村有能力的人也已经“进城”，将其他农民留守在农村视为没有能力。因此，在大家的默认下，“农民工”这个词似乎就这么固定下来，意味着农民低人一等的身份与进城的希望。

然而，华生认为农民工实际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多年，这不是任何人的设计, 而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我们所谓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也不能靠制度歧视来加以维持和实现。况且，人的权利不光是财产权，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包括平等的就业、教育和安居保障的权利，越来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为此，华生认为，在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后，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特别是其先驱农民工纳入现代化、城市化的版图, 从而延续自己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奇迹”。

当然，在我们展望下一个改革阶段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以史为鉴看看在过去30年以来，中国改革到底做对了什么。华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以下四点：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坚定而又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和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从华生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赞扬与拥护，而他在回顾当年为什么不立即开展所谓台湾式的改革也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可以说，作为一个机制专家，华生所信奉的不是主义与目标，而是在正确的时候选择正确的改革模式，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更要有独到的敏锐与果敢。

在谈及“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允许我多做一番联想。张五常在2009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借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优势就在于减少了交易成本——包括了联产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而中国未来的动力就在于中国的“县际竞争”。有意思的是，不少企业家似乎也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比如在《“九二”派》中，陈东升就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模式是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化”。其实，正如华生所说，“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因此，与其说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倒不如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边界在哪。而在华生的第二阶段改革“社会改革”中，如何明确市民的权利，农村进城者土地使用的权力，都需要法治作为基础。这一点，恐怕是华生限于篇幅和重点，想说而又没有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