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中国经济如何破局

记得初中政治课上就背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那会大概是1997年左右，现在15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不过提法略有不同，“增长”改成了“发展”，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为不能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注重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15年我们在“转型”方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多年来带动出口的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订单减少，成本上升，本就靠着微薄利润苟活的中小制造业企业纷纷死掉，于是，一片“产业结构升级”的呼声应之而来。可升级哪有那么容易，15年的时间都没能成功转型，又怎能指望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麻痹下，我们总是病急乱投医，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结果落下了病根，危机一来，想不死也不行了。

为了走出这场危机，拉动经济增长，中央果断抛出“四万亿”进行投资，显示了中国政府带领人民走出经济困境的坚定信心。然而这“四万亿”砸下去，应不应该？一旦投放市场会产生怎样的经济效应？是否认真论证过“四万亿”投资的合理性？这是问题根本所在。我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应急式的，甚至不考虑决策一旦执行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后果。如今“四万亿”的效果显现了，放卫星式的投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货币的疯狂注入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工程成了半拉子，老百姓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利益既得者赚得盆满钵满，受伤的依然是困顿中的中小企业和中下层平民。是时候反思了，我们30年改革走到今天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抉择，何去何从，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前景和命运。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实非危言耸听。国企改革陷入停滞，金融系统问题丛生，民营企业节节败退，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频发，住房、医疗、教育就像新的“三座大山”，压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全社会都呼吁深化改革，可许多人正是打着改革的幌子，干着退步的勾当，狠捞老百姓的血汗钱。郎咸平认为，我们的很多改革缺少整体思考，如今宏观调控才左右为难。一度的“非公即私”、“非左即右”错误思维，让改革走上歧路，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为新教条主义，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与对立，而这往往造成了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该 “调控”的却给“微观”起来了。因此，中国改革需要回归本源，重新设计。经济改革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平为突破口，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在书中以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作对比，提出许多中肯务实的建议。然而，这些举措是否能在当下的中国顺利实施呢？我看很难。不是这些措施不可行，而是中国不具备执行这些方案的社会环境。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一切唯权力马首是瞻，人民群众基本是没有话语权的。公权力过于集中，与民众之间缺乏信息交流的渠道，因而缺乏社会监督机制，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导致权钱勾结、腐败盛行。所以，要想破解中国经济困局，只在现有框架基础上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再好的经济管理制度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都难以贯彻执行下去。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现代公民社会的相关机制，打造有限政府，真正做到将权力 “关在笼子里”，才能将中国经济这“脱缰的野马”牢牢控制住，才能循着“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稳步前进。一句话，“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