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

问题1：市场体制的构建，是否会使得原来的Power（权势）消亡？

一种可能的情况（似乎正逐步被证实存在）是，在这个不完全的市场体制下，原来的Power被嵌入到市场结构里面，然后穿着看似公平的市场机制外衣去发挥作用，比如制定交易规则，比如操纵资产交易价格，比如滥用信息优势，比如优先”排队“。

最令人担忧的循环会因此出现：Power带来收入，收入投资于政治和社会权力带来更强的Power，而且Power嵌入并操纵这个市场机制。带有power的社会结构被强化和固化，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增大，社会流动性进一步下降；社会不公和矛盾加剧。

问题2：转型经济是否存在公平模式？

既然被叫做转型，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带有改良色彩的改革，或者是体制外的改革。进一步说，是保留了原有的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的改革，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改变这种改革的基本理念。至少无论从历史实践还是从理论逻辑来看，都无法证明，如果改革以更激进的形式进行，就必然会有更好的结果。

这种改革的模式，保留了不对称和缺乏制衡的资源配置结构，必然出现的特点就是存在法律和制度的真空，使得有违法理、显失公平的转制方案得以制定并实施。

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不在于转型本身，而在于公有企业制度建立时对私有产权的消灭。为了更长期的效率和公平，在上述的改良式改革模式下，短期内的不公平恐怕是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需要的执政人的平衡智慧和民众的耐心。

问题3：财政分权+Political ”急“权的Political结构往何处去?

作者对中国的这种体制根源有深刻的理解。从历史到地理到人文，都有详细的考据和分析。经济和财政的地方分权，加上一个基于GDP的地方官员考评。从历史经验看，这种体制简单易行有效，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种简单粗放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复杂的中国经济。政治组织的激励机制要比经济组织的激励来的复杂得多。当中国对政治组织考核采取简单的经济激励指标（如GDP），问题就产生。

有些遗憾的是，作者的讨论到此为止，对于替代方案讳莫如深。这完全可以理解。谁来考核，用什么来考核，这些远不止是技术问题。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形势面前，对地方政府最理想的考核体制，也许需要很繁复的探讨和研究。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案，如果没有把社会评价体制（或者说民主评价）考虑在内，都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