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私有传统

近年以来，由于“三农问题”、土地纷争愈演愈烈，土地私有利弊之争随之而起。到底是维持有名无实的集体所有，还是索性效仿当年默认“土地承包”的做法，放开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围追堵截，授民以土地产权，买卖自用、听其自决。两派都占据为民请命的道德高度，各执一端，闹得不可开交。
倡行土地私有者的理由是：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土地分配、处置之大权往往操弄于少数村干部手中，腐败之风由此兹盛。加之以半数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中仅剩羸弱妇孺，对于土地腐败更少制衡。目前尚未尘埃落定的乌坎事件正是因为村长私自变卖村中土地，村民却浑不知情，一无所获，遂激起滔天民愤、震动朝野、牵动海外。农民土地之所以被官员侵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权不明。
产权不明的弊端远不只如此。没有明确的产权保障，则土地市场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正规土地市场，则土地资源就不可能合理配置，合家进城者只能任其土地荒芜；种田有方者却不能尽其所能。虽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近年来，各地农村的土地流转、租佃一直在地下运行，有声有色。但是缺少政府的产权认定，双方之契约则无法律效力，有随时毁约之可能，土地使用者不能制订长远规划，不能倾全力投入机械、人力、大规模耕作，土地使用效率不能不因此大打折扣。资源浪费的另一面就是农民收入持续在低水平徘徊，自家耕种仅得糊口之粮，出租所得更不过聊胜于无。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乡村乃是“守宝山而不得用”，城中人有房产可作资本，御金融之风，借贷、投资，不断增值。而农民的土地却无产权保护，被排除在“资本的盛宴”之外。
反对者则把土地私有视为洪水猛兽，一旦开闸出笼，农民必将深受其害。与放眼未来的“产权派”相反，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中寻找“封条”，声称土地私有必然刮起成兼并之风，土地分配两极分化，“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其结果就是农民揭竿而起，王朝土崩瓦解，一切推倒重来。2000年间，没有哪个朝代能够逃脱这个“土地魔咒”，今人又岂能幸免？有几十个朝代的兴亡之儆做靠山，在于“未来派”的争论之中，“历史派”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在民间也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
然而，如果土地私有不一定造成两极分化，也不是朝代更迭的“魔咒”呢？如果“历史派”的论断本身就站不住脚呢？赵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用旁征博引、互相印证的史料勾勒出了历朝历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沿革，用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破解了“历史派”赖以自立的“土地魔咒”。
根据他的研究，自秦商鞅“废井田，并阡陌”，土地私有合法化以来，除了485——780三百年间的均田制之外，其余朝代奉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制，而且产权分散、决策权分散，产生了买卖兴旺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高度弹性的市场经济形成了超稳定的结构。
由于历史上往往地少人多，农民所分之田零星分散，农民往往不是一下子把地卖光，而是将“大额钞票兑换成若干小额钞票，慢慢花用”。田块如何切割主要由卖方决定，形成所谓的“卖方市场”。所以，农民与地主的交易并不一定处于下风。双方自愿交易，皆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量。而且，2000多年来，中国土地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5以下，20世纪30年代，自耕农的比例占到70%，“历史派”闻之变色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并没有发生。
当然土地私有制也分化出了地主、佃农、佣工、奴婢等阶层。但是，除了范围极小的“主奴（地主——奴婢）”关系外，佃农、佣工和地主大部分时间都是平等的市场关系。劳动力市场的价格随着供需之变化而涨落，农民的工作、退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秦汉开始，雇工经营的地主与租佃地主并存。由于土地是“卖方市场”，地主所购之田分割四散，不宜整合，租佃地主渐渐成为主流。在租佃制下，田租由地主和佃户双方协议商定，地主无法单方面强迫佃户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由于田块分散的特性，主佃双方进而形成一种多头关系，佃户们有相当实力与地主相抗衡。到了明清时期，地主甚至被一步步边缘化。取得永佃权的农民据有“田皮”（使用权），地主仅据有“田骨”（所有权），前者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前者。地主已经退化成仅有“收租权”的类政府角色，却没有政府的强制手腕，不得不借助于“租栈”等非法机构强制收租。
“历史派”津津乐道的一些“兼并狂潮”往往都不是因土地私有而起。比如均田法恢复为私有制过程中出现的庄园，其实是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公田私有化。而禄田、勋田、赐田等授权方式造成的土地集中也并非土地兼并的结果。至于朝廷官员强抢民田则是法制废弛、权力无制的结果，不仅不能赖账到土地私有制头上，反而正说明政府保护私有土地不力。
而纵观历史上土地基尼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朝代的兴衰更替并不合拍。发生农民起义的几个时期，土地集中度都不算是历史最高的。如此看来，土地私有制并非“黄宗羲定律”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