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的自负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由于有限资源以及地球生态的限制，在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系统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人类社会生产的增长最迟将在2100停止。

     这本书发表的时候，西方第一次石油危机还没有发生，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立场上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技术的发展仍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日益高涨，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中，物质的益愈丰富让人们沉浸在无限发展的美梦里，不能自拔。

      今天广为人知的持续发展、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和污染问题，在当时还不是媒体和公众热衷谈论的话题。尽管当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但是相比下一代人的生存问题，冷战的威胁仍然还是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关注的焦点；水门事件已经发生，但《纽约时报》两个年轻的记者还没有从深喉那里扫听到更多的内幕，而尼克松刚刚和东方的红色中国领导人握手，并为此感到踌躇志满。

      事实上，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这本书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80年代，这本书也被介绍到中国。一周前，我在一个旧书店找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包遵信先生主持编译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一册——应该是最早的译本。

     相对于作者表达的对人类前景的担忧，我更感兴趣的是翻译者在前言中表达的一种无来由的自负。翻译者（名字忘记了）在表达了与作者类似的担忧的同时，表现出让人无从捉摸的自信：他们（西方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方法 。

     今天看来，这种自负更像是一种辛辣的讽刺——我们今天正在面临与西方当年同样甚至更加难堪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视野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个时候被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秘方。说来可笑，在中国这个产生了最玄乎其玄的老庄哲学的国度，在逻辑思维上却一直处于婴儿期，简单、线性，本能的拒绝推理和思辨，拿着感悟当真理。所以我们常常在武侠小说看到，一种毒药必然有一种解药，服之立解，仿佛是钥匙开锁一样简单直接。

     而这种实用主义在集权体制中被进一步恶化成权力实用主义——只要能达到正确的目标，譬如物质生活的提升，任何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集权以这个借口架空民主，最终形成高高在上的奴役者，而到了这个时候，权力已经可以通过信息封锁和谎言，使民众相信他们确实在进步，即使他们事实上在原地不动甚至倒退。就像一个前苏联笑话所说的，坐在抛锚的火车里，拉上窗帘，摇晃身体，假装自己在前进。

      而这个时候，权力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让民众相信，真理已经被他们掌握了，只要按照既定的方法走下去，正确的目标尽管遥远，也一定能达到。通过这种愚民政策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就被刻意装扮成这种神兵利器。

      另外一个方面，从当时来说，这也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1967年，麦克卢汉就已经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但在古老的东方，不管经历怎样的政治动荡，自我封闭的心理一直潜伏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东南临大海，西隔雪山，北有大漠的地理造就中央大国的傲慢和自我封闭，使得罗马俱乐部的创建者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振臂高呼：要本着“对世界的深刻关切和对人类的永恒信念”，“关注并研究人类未来的遥远前景”时，在中国却遇到一种惴惴不安的窥视和与我无干的自我安慰。

      如果说，这种自绝于全人类体系之外的优越感和“遗世独立”的姿态，加上“毒药-解药”式的简单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构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盲目自负，那么这种自负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致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