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控制论

　　英特尔前任首席执行官安迪·葛鲁夫曾经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某种角度来说白益民先生也是这样一位“偏执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从1993年大学毕业开始，连续供职于三井物产长达12年的经历，对中国人而言十二年正好一个轮回。正是对日式综合商社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白益民先生对日式综合商社推崇备至，在离开三井物产之后仍然著书立说、四处讲学，鼓吹要“师夷之技以制夷”，建立属于中国的强大的综合商社。

　　不过，也许是由于对欧美跨国公司不像对日韩综合商社那样熟悉，白益明先生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执狂”的色彩，这在其前一部书《三井帝国启示录》中有更突出的反映。然而，要真正让人心悦诚服，摆脱各种陈见束缚，还是需要细致严密、坚实稳固的理性分析，于是就有了本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作者白益民通过梳理三井物产及其主要关联公司近30年来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活动，从熟视无睹的平凡商业新闻事件中提炼出了综合商社的发展轨迹，这使该书明显有别于《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

何谓综合商社

　　简单地说，综合商社是以贸易为主业，集贸易、金融、信息、产业、综合组织与服务功能为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具有产业多元化、功能综合化、经营国际化、组织集团化等特征。前关东军大本营参谋、战后伊藤忠商事社长濑岛龙三就曾说过：“日本没有资源，必须要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如果从出口的角度出发，经济发展的途径九在于建立和扶持综合商社”。

　　尽管由于历史问题，日韩隔阂甚深，但韩国学日本最像。1973年韩国朴正熙政府邀请前面提到的濑岛龙三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随后指定三星集团的三星物产为韩国的“综合商社1号”，使其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由此，韩国发展起了三星、现代、大宇、喜乐金星（LG）、鲜京（SK）五大财团。

　　日韩综合商社采取的是典型的多元化经济模式，三井物产甚至表示“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三井高利1673年创办的“三井越后屋”吴服店现成为了三越伊势丹控股，三井高利开设的“两替屋”钱庄则在1876年发展成了三井银行，而同年宝永年间（1704-1711年）开始涉足的跨国贸易业务则成为了三井物产。作为产业组织者，三井物产将触角逐步伸到纺织、食品、钢铁、机械、工程、造船、矿业、能源、化工、传媒、地产、金融等诸多领域。

　　由于近代日本经济政治的特殊结构，很快以综合商社为基干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其中三井以“政商三井”而著称，曾为倒幕运动提供巨额资金。四大财阀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但短短几年之后就在“贸易立国”和“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逐步走上重新聚合的道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住友商事、日商岩井、东棉、日棉、兼松九大商社也相继形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井、三菱、住友、芙蓉、第一劝业银行、三和六大财团，而丰田、东芝、新日铁、日立等则形成了财团体系中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大型综合制造企业）。

　　三井物产1993年还曾排名世界500百强第一。当然，在国内对世界500强开始极尽关注后，三井物产由于分拆了能源等关键部门而导致排名下降，使其真正的实力被隐藏了起来。在三井物产用主办银行、交叉持股、经理会等手段编制起的精巧关联网络中，包括丰田、索尼、东芝、新日铁、石川岛播磨、三洋、富士胶卷、东京放送、花王、三得利等一批顶级日本企业被纳入进来。三井物产不仅一手将丰田从一家普通的纺织企业，扶植成仅次于通用的全球第二大汽车企业，其高管与丰田家族甚至几代联姻。60年代的时候，三井物产先后出面拯救了陷入困境的东芝和石川岛播磨，2006年又促成了东芝对西屋电气的收购。

　　透过综合商社读者很容易拨开媒体故弄玄虚的日资企业兼并重组迷雾，例如近来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松下收购三洋一案，其实根本是三井住友财团的家务事而已。三洋是三井物产的关联企业，是三井财团二木会的成员，而松下是住友商事的关联企业，是住友财团金曜会的成员。这不过在财团内部左手到右手而已，也难怪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FMG）会对如此积极地挫后这笔收购。这一案例其实很好地反映了日本大型财团对下属公司的控制，而其实综合商社作为财团的大脑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众不同之处

　　仅从书名来看，白益民先生的新作似乎与近年来国内流行的一些著作并无两样。像赫兹的《当企业收购国家》、科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德伯的《公司帝国》都在向读者呈现跨国公司的强悍，用中国的老古话来说就是富可敌国。这种富可敌国论很快就转变成了控制论和阴谋论，一时火药味甚浓，从席瓦的《失窃的收成》到帕特尔的《粮食战争》，从耶金的《石油大博弈》到恩道尔的《石油战争》，当然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结果导致战略布局说、资源控制说、危机抄底说等等甚嚣尘上。

　　然而，这些被描绘成“秃子头顶的虱子”的所谓事实，比起《三井帝国在行动》中所反映的，实在多少有些小儿科了。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文人气十足的爱国清议，往往最后以误国误民收场。现时的控制论和阴谋论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对此说深信不已的人士并不熟悉商业实务。在轰动一时的陈久霖中航油事件中，巨亏的中航油在期权交易中的最大对手就是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正是其对中航油的逼仓导致了中航油被迫斩仓将浮亏做实，而中航油的债权人当中就有与三井物产属于同一财团控制的三井住友银行。并不喜欢到处张扬，始终暴露在镁光灯的三井物产实实在在为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而另一经典案例莫过于三井物产对钢铁产业链的控制。

　　1945年8月16，也是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天，日本就开始研究经济复兴计划，当时即准确地得出结论，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将与日本争夺资源，同时减少日本对这些国家的出口。60年后的今天，这一判断在钢铁业中得到了验证。然而，三井物产从20世纪60到70年代起，就积极投资美洲、澳洲的矿业资源，与必拓、力拓等发展关系。三井物产利用日本在巴西的特殊人脉关系，后来又参与淡水河谷的私有化和收购扩张活动，通过控股公司持有淡水河谷高达15%的股份，并在董事会中派驻两名董事，从而掌握了铁矿石的全球定价权。不仅如此，三井物产还调动三井商船运送铁矿石。

　　众所周知，宝钢在引进日本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宝钢始建初期，三井物产与中国台湾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因而没有直接参与到项目中来。但是，三井物产通过石川岛播磨和东芝，与新日铁一道向宝钢提供设备。1992年开始，三井物产正式与宝钢合作，建立定期干部交流机制，帮助宝钢开拓日本市场，最后成立合资公司宝井。三井物产通过这种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控制上游铁矿石资源的同时，又渗透了中端的钢铁生产，同时依靠着关系密切的丰田和马自达等汽车厂商影响着需求端，其布局之精巧令人瞠目结舌。

　　不必讳言，这样一本书如果放在前几年中日关系的特殊时期，一定会被群情激奋者所妥善利用；在不时抬头的质疑外资的声浪中，也一定会被当作外资渗透关键产业和要害部门的某种罪证。然而，作者白益民先生在书中既没有任务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也没有对经济全球化任何粗暴简单的排斥，反而是不断要求大家以一种学习的态度看待跨国公司，特别是日本综合商社在中国的战略布局，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在当下浮躁的舆论环境中的确非常难能可贵。

仍然存在的问题

　　尽管白益民先生通过大量案例，向读者描绘了综合商社的轮廓，但这并非全貌，而且仍然存在一些显而易见、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由于日本综合商社的经营范围极广，而这些业务领域又牵涉到大量的专业知识，普通员工或者中下层干部是不可能对商社所有业务都了如指掌的。例如，白益民先生在书中谈到三井物产通过东芝对中国国产高铁的渗透，其信息掌握恐怕是不全面的，因此结论多少也有失偏颇，很可能会对部分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导，相信很多业内人士会有不同看法。综合商社关联企业的某些行动，也不应解释为综合商社的统一战略，作者在个别案例上很容易给人留下过度诠释的印象。

　　另一大问题则是往往以少数股东形式出现的综合商社，如何能够有效地控制关联企业。国内受欧美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思想影响甚深，“控股权意味着控制权，绝对控股权意味着绝对控制权”这种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即使在中投公司投资黑石巨额浮亏之前，较小的持股比例就已经被斥为缺乏话语权，由此可见一斑。在建立合资公司之初，往往也会为那1%的股份而争执不休，最后双方妥协搞成50%对50%。就笔者愚见，这其中的文化因素可能更胜于经济因素，虽则很多人以为中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但其实菊与刀的世界毕竟与中土有所不同，所以食西洋可能不化，食东亚可能也会不化。

　　表面上看，中国人对日本企业应该并不陌生，日资企业从70年代起就涉足中国。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都一度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推崇备至，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被推崇为东方管理学派的杰出代表。这一切到上世纪最后十年却完全倒了个儿，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全面破裂，日本大型财团被认为积弊丛生、病入膏肓，同时欧美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则取代了日本企业成为中国人急欲效仿的对象。这种矫枉过正使人们对探寻日本企业的奥秘不再报以兴趣。不妨看看近年来出版的企业史，欧美企业明显占据了绝对多数。而次贷危机蔓延之后，以欧美为师多年的国内商业逻辑又趋混乱。白益民先生的《三井帝国在行动》无疑在微澜的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但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