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柳红不断透露出的,是一种有些离愁别绪的怀念。八零年代在记忆中留下的,是兼容并包,是开明政治,是敢想和敢做。
我们究竟要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学术界发展的盛世?
没有对比无法突出时代的不同;这一点在这本书于这个时代问世有着特别的意义。为什么这本书会获得如此多的评价?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隐晦地批评了我们所处在的时代。
89年作为一个政治拐点,也是学术发展的分水岭。纵然随后我们看到一拨又一波的爱国学者回国发展,想把一腔热血拿来报效祖国,但是在严格到极致的政治制度束缚下,大部分幻想着报效国家的学者还是失望了。客观地说,国内的学术界很庸俗,并且难以看到改进和净化的希望。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批判的焦点;我们想指出的,是导致这一点的源动力。
究竟什么力量导致、加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学术界渐渐走向庸俗化?究竟是什么让大部分的“有志之士”不得不(或者是甘于)抛弃那些光荣与梦想,去追逐现实利益的最大化?
每当我们看到孙冶方的事迹时,我们总是在感叹,但是另一方面在心底里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的苦难千万别摊到我的头上。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想的?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相比不在少数。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吃苦,而是我们更关注吃苦之后能有多少幸福,或者说我们没有准备好需要承担多大的苦痛,才能达到孙冶方那样的成就和地位。换句话说,既然混日子都可以混得好好的,何必去做苦行僧呢?
现在的环境,做一个比方,就是两口锅:一口冷,彻骨的冷;一口热,但是温度还没有到灼烧的底部。选择那一口?相信很少有人会选择那口冷锅,很少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能量将它加热,毕竟即便是热了,一盆冷水淋头,还是会冷下来的。而那口热锅,虽然热得不怎么舒服,但是至少还没有到狂乱的境地。
无论是否如同作者所言,89年是一个分水岭;时代既然改变了,该怀念的我们自己自然会去怀念;路还是要自己去探索,所以在怀念过后,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