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为什么“疯”了

江山本色猴把戏，造反盗国最便宜。东西南北可汗击，游钵僧锄蒙元帝。
—— 邹恒甫“天人悠忧诗（二）”

老实说，在读《最后的狂人》这本书前，我并不知道邹恒甫这个人，我甚至也不知道实名举报北大“梦桃源”这事就是邹恒甫干的。中国高校这些年的丑闻还少吗？少知道一件、多知道一件能有多大区别？更何况这回的事主是北大，凭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本能，我就想这事是不可能会有真相的，所以也懒得跟屁似的去追风，算是落个不闻不“贱”吧。

因此，我算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知道有邹恒甫这个人。

在读这书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明白，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个旅美24年，在世界银行工作18年的经济学家，为何非要闹到跟母校武大不欢而散，被光华辞退，炮轰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网曝“北大淫棍门”，被北大起诉的境地。

此间不管有多少旁人无法知晓的沉冤宿怨、公仇私愤，在我这个土鳖草根看来，这不是找病么？疯了？

韩寒中学就肄业了，人家写了本《三重门》，混得也不错；陈丹青从清华主动请辞，人家继续写书作画，活得也挺好；俞敏洪从北大出来，人家把新东方搞得风生水起，那才叫一个潇洒……

我不禁想，邹老师，如果你心存学术理想，怀抱桃李志愿，其实真没这个死磕的必要。

试看今日之中国，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贩夫走卒，有谁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因为，据说有一种神秘的东方圣物叫——“体制”。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当然也有的人认为，它无所不至，也无恶不作。

邹先生本意想做的恐怕不是堂吉诃德，而是《圣经》里投石弹弓击倒巨人歌利亚的牧童大卫吧。可是，这回书里的对手并不是“风车”，对手是比歌利亚巨大N倍的中国教育体制。那么既然是作战，不是呕气，以经济学博士的水平，应该不会完全抡不清、撸不明这阵仗里面的虚实轻重吧？所以，这就难免使人生疑了。

本来嘛，事实归事实，动机归动机。中国自古有言，莫做“诛心之论”，因为讨论动机本身就是件很下流的事。可是，限于这回的事主，心照不宣，这事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在该书中，不管有多少师友的赞慕与叹惜，有多少同行的温言和婉语，又有多少貌似客观的“批邹实录”。北大和邹先生，不过是得了个两败俱伤。往雅了说，不明智。往痞里说，不值当！用老资格“堂吉诃德”李敖的话来说，要做战士，不要做烈士哦！用邹先生诗里的话说，“游钵僧锄蒙元帝”，可是丘处机遇到的是成吉思汗，如果遇到的是忽必烈，境遇那可不一定了……

大约10多年前吧，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翻到过某全国知名企业家的话，他说，“中国没有经济学，中国只有政治经济学”；四五年前吧，郎咸平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大意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往往忘了，我们缺人家的大前提，我们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哈佛回来的经济学博士说，他要在中国办真正的经济学教育。我忍不住哑然“苦”笑。你懂的！

 锵锵三人行里有一期专门聊到了“北大淫棍门”的事情。片尾的时候，一向被视为花瓶的孟广美却出人意外地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张图片讲两头牛在河边看到一个漂浮物，牛A认为是鳄鱼，牛C认为是木头，辩论几个回合后还是没有辩清，牛A为了证明是鳄鱼就用脚踩踩试试，再一次说是鳄鱼，牛C还认为是木头，牛A最后跳到鳄鱼头上，鳄鱼一翻身将牛A就吃了……

邹先生或许很“幸运”，他只是被人以为他“疯”了……可现实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幸运”。

我们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一直徘徊在上面那个故事的牛A与牛C之间，我们其实希望的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能把鳄鱼给弄“疯”了。

这本书或许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要么你把鳄鱼弄“疯”，要么鳄鱼就把你弄“疯”，甚至弄死。那么，列位，不管邹先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浣宿怨、洗沉冤、泄私愤、檄公仇，这本书也算不上是中国教育界的“风月宝鉴”或者“离骚”，但在牛A与牛C之间的我们，您自个儿到底算是在哪个点位上呢？借邹恒甫在书中之块垒，量一量自家之酒杯，我想也算是邹先生的功德一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