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士风骨学者心

——读《最后的狂人》，也说狂人与学人



        邹恒甫的身上有两种气质，一种是魏晋风骨，率性、自然、犹如野鹤闲云；一种是民国学人的做事精神，敢作敢说，勇于任事。说他是士，大概是没错的，然而他不是避世隐遁的名士，而是勇于担当的狂士。这两种气质统一于一身，使他显得卓尔不群。
        
        从专业性上来说，邹恒甫是经济学家，从骨子里来说，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有现代意识却含着传统精神的文人。他对传统中国文人的殉道有准确的理解，他认为殉道与成仁的文人之死，并非为一人一事而死，而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想上。这与陈寅恪所言王国维的死具有某种共通性，陈氏认为王国维之死乃是殉文化，即建立在某种形态的客观基础上的殉道。而邹恒甫则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他肯定王国维，推崇陈寅恪、鲁迅、顾准的风度和气质，而鄙薄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的路数。他以鲜明的态度，大声的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邹恒甫很狂，他拒绝向世俗低头，也拒绝被污浊的现实改造。他说，真正有本事的人不需要融入社会，要让社会适应我。这与现实中流行的“当你无法改变现实的时候，就要学会改变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邹恒甫很“天真”，天真的像那个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他到处批评人，经常批评人，他说钱颖一和李稻葵世俗，他说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有学术前途了，他说陈志武、郎咸平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再搞学术了，他将国内的所谓“首席经济学家”们贬的一文不值，说他们是“首席巫师”……他敢于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凭有据的，他的根据就是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学术排名。他痛恨各种腐败，尤其是学界的腐败。他认为，经济学家绝非为利益集团服务，经济学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邹恒甫是狂士，但狂的有底气。他致力于培养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办“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在没有资金没有材料没有人员的情况下，四面奔走，到处筹钱，从国外往回背复印资料，甚至去“诓”田国强等经常被他批的人，来免费给学生上课，最终将IAS（参照普林斯顿大学IAS学院创办的学术机构）撑了起来，并取得辉煌成就。当他的办学在武大遭遇人事上的诸多问题，他当即转战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他遍地开花的办学，尽管此后他遇到了更大的问题，然而他办学的影响有了，某种意义上来说目的也达到了。他曾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就一点也不过瘾。当别的教授都在到处走穴、出名、摸金的时候，他宁可给学生批改试卷。他一次又一次的给国外的名校写推荐信，推荐优秀学生去做研究，其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然而学生们毕业后却大多去投行摸金了。他气愤的说，再有学生去投行，他就自杀！你看，他是多么真性情的一个人，这和北大教授董藩“赚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的言论相比，价值观取向判若云泥矣！邹氏真学人本色也。
        
        邹恒甫深知经济学研究的意义，然而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一再令他惶遽。中国学术界的行政化、官僚化必然滋生腐败，尤其是某些教授的卑劣行径一再成为爆炸性新闻，使学术界蒙羞。学术之腐败，是学术的最大耻辱。因此，他一再倡导“教授治校”，以学术本位为治学传统。他尖锐的指出，历史上，学术是政治的工具和奴隶（学而优则仕）；现在，学术是金钱的奴隶。只有学术不被权力和金钱干预，知识分子的地位独立，知识分子自恃（不做独立董事），才有真正的学术精神。

        邹恒甫爱诗词，也写诗词。然而他的诗词不是吟风弄月，也不是唱和酬应，而是“发愤之词”。他在宏观经济建言篇首题诗二首，其一曰：龙霸虎吞国有物，神州私分腐败锢。贫富演义天地玄，治乱替代江河哭。其中的心曲，正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忧愤心态。
        
        《最后的狂人》不仅仅是一本传记，而是一本立体的个人的抗争史，铺陈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