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跟堂吉诃德开了一个与死亡有关的玩笑。堂吉诃德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大战风车与羊群实在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当浪漫主义精神消失殆尽时，堂吉诃德合乎逻辑地撒手人寰了。
当我们谈起堂吉诃德时，大多都会为他的浪漫情怀所折服，原因便是他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虽前千万人，吾往矣”。堂吉诃德最后的醒悟，旨在强调他的不正常，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场闹剧，不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是反讽。我们可以解读出悲哀的意味来：如此浪漫的堂吉诃德都不免被庸俗化，这就像是人生，无论如何，终极目标只能是死亡。
选择如此沮丧的开头，并非我所愿，而是读了序之后，心中便有了一种隐然的不安。做中国的堂吉诃德？俨然有一种悲壮感。纵览全书，经济学那块是无法评论的，更遑论收在附录里的经济学论文了。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能靠直观感受能参与讨论的。而由张维迎解雇邹恒甫事件中延伸出来的话题，教授治校和学术腐败问题，倒是可以谈谈我浅薄的想法。
前些日子，微博爆出研究西方言论自由的项目是六十万——当然，结论已经是既定的，西方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在我看来，申请了或接受了类似项目的学者，大体上都能称得上是学术腐败。倒不是说上面的结论一定是不对的，而是在众所周知的环境中，知识一旦与权力媾合，什么样的东西都能生产出来。余华在《活着》里这样描写文革，用铺天盖地的“他们说”来表达权力的粗暴，这排山倒海的话语说下来，哪里还有小民的争辩之处？虽然现在不太可能会有如此粗暴的“他们说”——效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难保不会出现“新词”。
扯远了，话题回到学术腐败中来。关于学术腐败的根源，追究下去，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罪于高校体制。民众对南方科学大学之所以期待这么高，原因便是希冀朱清时能摸索出一条新路来，以改变弊病重重的现行的高校体制。中国高校体制承袭于苏联，权力的垂直管理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或许，我们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权力对知识传播的干扰非常明显。邹恒甫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教授治校”这个方案，只不过是拾起了蔡元培、张伯苓等民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方法罢了。这个在世界上已经被证明的方法能顺利地引进中国高校，或者能顺利回归到民国老教育家的办学传统吗？我实在是怀疑。
陈平原在《当年游侠人》这本文化随笔中，着重地描写了一群文人办学的情况。在清末那群文人希望以教育救国，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是从教育入手。教育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一个群体。现在的情况与清末丘逢甲和民国晏阳初时期不同，文盲的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教育的自主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拒绝某种特定的知识，而自由地接受或者传播更广阔的知识呢？
我们不能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情节总是希望英雄来搭救自己，而是需要自己成为像堂吉诃德，虽然极有可能会成为悲剧，但——
一个堂吉诃德，断然是赢不了风车和羊群的，但加上桑丘呢；桑丘还不够，然后再加一头驴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