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激进还是稳健？

本书题目“吾民无地”是对中国广大民众土地所有权的描述，作者文贯中认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瓶颈制约关键所在。并且，掣肘中国梦实现的因素有下列一些：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这一中国社会悖论，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走一条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作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正确认识城市化的涵义，并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化被扭曲为城市自我现代化。呼吁必须彻底改革这两项完全过时的制度，已成为市场导向改革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
在作者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都是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它为农民以低成本进入城市，穷尽城市的集聚效应，分享城市的繁荣提供了机会。“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贫民窟并不能否认各式各样贫民窟（群居楼化、群居化）客观出现的事实，更会剥夺许多农民通过贫民窟低成本地融入城市的机会。”所以，“化地不化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
而前几天刚看过贺雪峰的《城市化中国道路》一书，其观点正好相反。贺雪峰认为，之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前几乎取消了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保护性的，给了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机会，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中国未形成严重的城市内二元结构。”农村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这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最为基本的制度保证。
贺雪峰还认为，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在保护农民合理权益与保证城市建设的平衡上做得不错，当前中国的基本制度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政策部门与学界人士都对这些基本制度持批判态度，认为正是这些制度阻碍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顺利的现代化”。贺雪峰认为，“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位置有关。”
理论探讨无禁区，两位先生见仁见智，观点相左，正好是激进的城市化和稳健的城市化这两种城市化道路的代表。
我想，这种观点的差异与他们的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果要我选择，我支持二十多年如一日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农村调研的贺雪峰，他是当今为数不多的“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他倡导的是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道路。而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同时，我也对被概念、意识形态和少数人利益遮蔽，正走向激进的中国城市化感到深深地忧虑。
惟书加了活动封面，还有腰封，这种叠床架屋是最令我深恶痛绝的。因为读书的时候活动封面和腰封容易滑动脱落，需要读者时时加以整理，给阅读带来极大的不便，精神极为不爽。否则，难不成把书买来后，就把活动封面和腰封扔在一边？那它们还有什么用？这活动封面和腰封本身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这两者，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成本，当然这会转嫁给读者，读者属于被活动封面和腰封消费了。并且这也有违建设环保型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时代精神。总之，活动封面和腰封实为蛇足。

（本文发表于《新城乡》2014年第9期，有删改。感谢编辑程欣老师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