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经济生活史：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时代

今天看见新京报周六对这本书的评论，最后一段写的非常有力，也许做开篇更好。贴上：


小镇经济生活史：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时代


      一个月前，《他乡之税》悄悄上市，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在所有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叙事之中，它也确实不那么显眼。不过，每个认真读了这本书的读者其实都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这是两位作者用了整整8年时间做出的一份农村财经调查报告。它不但给我们印象中的三农问题提供了素材、提供了解释，更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相当多的“常识性偏见”。从这个角度出发，要理解过去30年的农村中国，我们对《他乡之税》就不能漠视。

　　
　　□书评人 米格

　　30年小镇往事

　　1986年，北方小镇平城的农民曹顺等人在收购贩卖羊毛时为了增加分量，把黄油混上黄土掺进羊毛，一斤羊毛混上八两油土，“把土卖成羊毛价格了”。这种“假羊毛”现象背后的大环境，是国家自1985年起放开了羊毛的收购经营，实行指导价，平城所在的兴远县原来垄断的供销社收购量大跌，私人商贩的收购价倒从每斤4.3元涨到6元。

　　更为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消费结构与生产重点的变化。以往本地羊毛多自产自用，数量不大。而从80年代中期起，家境好点的人们开始厌倦涤纶、腈纶等化纤料子，转而喜欢上了羊毛衫。但伴随着越发红火的毛纺工业的是每年全国高达8万吨的羊毛原料缺口。一个个像平城一样普通而细小的城镇，就这样紧紧地捆缚在大工业生产的链条中。

　　如果《他乡之税》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仅仅停留在上述层面，恐怕当不起全书的副题：“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但这本旨在整理与重构“农民干部及乡镇命运、乡镇经济社会起伏和财政关系演变”三条线索的作品，无疑并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记载和稀松浅淡的分析。接下来更长的篇幅，告诉了我们羊毛事关兴远县财政“灶台”的意义所在。

　　从财税理解农村

　　1985年，平城所在的省结合中央改革精神，对收大于支的市财政由原来的“超收比例分成”变为“定额上解”的“大包干制”，其实质是“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和国家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本来就存在补贴负担过重、县财政吃紧等问题的市里根据这一政策调整，也随之对所属的兴远等各县进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但利税改革还产生了许多让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大包干体制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税金和利润都是政府的“香饽饽”，政企分家的改革难度更大了；上交利润、透支、借款、垫支弥补政策性亏损等行为均挤占了银行资金，加上放松银根、高息吸储、价格闯关等诸多因素，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老虎就这样被推出笼外；各级政府密切关注起各自企业的原料大战、计划外销售、预算外投资建设等生产经营问题，加剧了各行政区域间的产业趋同和贸易壁垒……

　　这活脱脱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缩影：当更多、更快的变迁呈现在面前时，没有人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但与茫然无绪甚至措手不及相伴的，往往却是对前景难以解释与言说的乐观和亢奋，以及向上生长的勇气乃至鲁莽。

　　《他乡之税》正是希望记录下这样一种三十年来的生存环境、生活智慧与生命状态。两位作者用八年的时间，在北方小镇平城进行田野调查，访问了农民、乡村干部、买卖人、企业管理者、职工等两百余位当地人，并大力搜集会议记录、报表、政府发文、调研报告、日记、账本、新闻报道等能反映小镇在社会经济、政治变迁、财政税收各方面的种种资料、档案与文件，最终勾勒出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与命运，还原出小镇经济生活史与鲜为外界所知的隐秘的税收流动真相，更是折射出作为最基层一级政权的乡镇政权在上下层级间的起起伏伏，乃至于在整体经济社会历史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财税和市场两大核心纽带之间互为因果、互动互应的关系。

　　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作者试图通过引用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语来彰显全书的用意与主旨：“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是的，这样的话语不但掷地有声，还触目惊心。从导言带领我们“在流动的迷雾中穿行”，到分别名为“大开合”、“入口”、“迷宫”、“原委”、“行行且行行”的各篇标题，再到“以万变应万变？”的结语拷问，读者从这些未了结的、无定论的、开放式的语词中，很可能会感觉到欲言又止背后的无可奈何、犹豫不定背后的无能为力。

　　“30年间，市场的不确定性、财政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乡村，乡镇政权也竭力以自己的不确定（或非制度）行为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状态”，但这样的不确定在为我们带来灵活、权宜等诸多好处的同时，是否也有可能带来并非最优的甚至是负面的和错误的路径依赖呢？事实上，我们在书中已经看到了相当多的危险信号。在社会规则不透明、不健全、不对称尤其是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官方制度产物”和“反行为”中蕴含的“抵制、规避、变通和侵蚀”，特别值得警惕。而作者也指出，我们应该通过财政体制规则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一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尽可能减少上述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历史是用什么方式记录着的？我们是否正确地珍惜着自己的历史？在所有光鲜灿烂的虚饰背后，在所有纷乱不整的粗糙中间，往往才是种种不为人知的真实。而在《他乡之税》中，所有被宏大湮灭了的鲜活个体、所有被成功遮蔽了的苦涩代价，都这样清晰而突兀地浮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从草根中窥得解读当代中国的别种途径，从细微里体味触及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