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

作者：姚明昊

高柏教授的这本《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是一本关于经济意识形态的产生、演变与发展的社会学著作。作者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描述，回答了关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何在，更具体地说，是试图继1982年查默斯.约翰逊出版的经典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之后，进一步地讨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思想与制度演变的过程。这既是一本出色的社会学著作，也是一本包含着比较经济、制度变迁与思想史内容的佳作。虽然是对一个发展型政府历史的分析，可是作者依然努力把握住了在整个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市场通过政府与非市场治理结构而组织起来这样一条主要的线索，对日本经济的制度根源，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一、日本是否算后发国家？


总体上全书讨论的主旨是日本发展主义的产生过程及其战后的演变，按照高柏教授的说法是”关于一个后发展国家如何创造财富的一套独特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见书导论）。可是对于此基调，我一直存有不同的观点。诚然，在经历了1931年到1945年被日本人称为”十五年战争“的动荡之后，日本经济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然而对于日本（其实也是对于二战后的欧洲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的根源并非工厂机械和黄金储备这样的物质资本，而是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这些财富既包括技术积累、高识字率这样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包括经济在发展中所形成的根植于社会中的规则，即市场治理结构。而这些财富，是美国的轰炸机与原子弹所无法摧毁的。


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过程来看，50年代由ESB（经济安定本部）与（GHQ）占领军总部制定的恢复生产的方针以及受朝鲜战争影响而得以摆脱资本短缺问题的结果看，日本经济应该说是在利用了战前就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在非市场治理的结构与外部冲击的帮助下取得了经济的复苏。当然，人均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根据Solow的经济增长的观点，这些资本存量是不会改变长期增长的速度。换言之，如果从人力资本、制度安排等方面观察日本战后经济的增长及其迅速的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后发之说，是值得商榷的。


二、非市场治理结构对于日本的意义


书中对于日本经济中的非市场治理结构作出了一段非常详细的梳理：从侵略满洲开始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政府因战争动员的需要逐渐对经济进行统制并遭到私营部门的反抗（第三章）；再到战败之后面临陷入崩溃的经济，有泽广巳等人提出倾斜生产原则并付诸实施（第四章）；50年代朝战之际又在通产省的带领下开展促进出口，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扩大对美出口并换得产业升级的资金（第五章）；最后是60年代以池田勇人内阁提出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NIDP）为代表的追求高速增长与内外压力之下的经济自由化（第六章）。这五章构成了作者在导论中就说明的，对日本产业政策与经济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描述与分析。


关于非市场治理结构，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即是替代市场机制的备择选项，如卡特尔、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并购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非市场”，而非仅仅是“国家的”或“政府的”，而是包括多种不同形式的治理结构，政府的直接干预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种而存在。日本经济在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是为了应对日本军部上层所认为的“与白种人不可避免的全面对抗”，以及3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大萧条波及日本之际，军部和政府开始对日本的产业政策施加了强力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局是日本经济从整体上转向了军事型发展主义的道路。


这种现象如果简单地将其列入到法西斯主义、苏联体制和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会将日本在十五年战争期间的道路理解为一场反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而作者似乎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这三种道路的一种混合产物：经济被赋予了战略意义，这与德意法西斯的经济思维有共通之处，然而另一方面，日本的管制经济又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味在其中。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也并非采取国有化或消灭产权式的苏式经济模式，更非罗斯福新政所主张的大幅度的赤字财政（因为中日战争已经使日本政府的财政近乎破产），而是鼓励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发展，例如统制会、卡特尔以及主银行制度，通过间接的形式控制经济，在尊重企业自身的决策权的前提下开始对经济进行逐步的统制政策。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管制的力度则不断加强，可是即使如此，日本管制经济的运行仍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换言之，市场机制的根本——私有产权——仍然存在。


对于非市场治理结构的最后一点说明，书中提出了这种结构在战后发展的两点特征：首先，需要重新评估十五年战争期间管制经济对于日本战后发展主义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战时中的生产优先，摒弃利润至上等、工会与企业展开合作等传统都在战后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次，战后逐渐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的通产省，其人员构成、行政思维和与学界的合作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不是凯恩斯主义）以及熊皮特的经济思维方式。


三、官、产、学的铁三角：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壮大


日本的发展主义，如前文所述，是由战争时期的管制经济，或说统制经济发展而来的。而涉及经济意识形态，这里便必须明确一个“日本的经济学“的理论根源问题。


日本从西方引入经济史，是从明治维新之后的19世纪中后期，而那正是剑桥学派、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的经济学界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些经济思想的影响。回顾日本经济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观察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及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孕育出了以生产为导向的战时统制经济制度、古典增长模式和熊皮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则推动了日本在战后的积极出口以及随后的转向内生增长模式的60年代的高速增长及经济自由化。而那个时期的日本经济学家们也在此基础上分成了以”马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近经“（边际革命以来建立的除德国历史主义与制度经济学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派经济学家。


而日本的经济学界对于日本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却并非如西方学界那样通过著书立言来达到影响决策层的目的。而是以一批被金森久雄称为“实践派经济学”的学者们，通过与政界高层的良好关系、甚至直接于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形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这点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莫干山会议”中走出来的一批青年经济学人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官-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经济自由化之前的日本经济学界呈现出高度的实证主义的倾向。


而另一方面，学界与政界的紧密联系使得日本产业政策的范式与其本土经济学界的思想倾向相联系，比如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泽广巳就在面对战后重建的问题上，提出了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对工业能源的优先恢复（煤矿开采），来达成推动经济整体逐渐恢复运作的目的，其理论根源则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战时经济再生产理论的启发。而中山伊知郎等人在5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全面支持出口产业的政策意见则是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其产业升级的模式之所以没有走入很多亚洲其他国家所遭遇的随着相对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削弱导致市场被另一新兴国家抢夺或者陷入出口依赖型经济的增长困境，则是因为熊皮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在30年代对这些战前受经济学教育的日本经济学的深刻影响所导致的。熊皮特关于产业升级的观点，彻底改变了日本学界对于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理解。日本学者们认为一国能否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决于其生产技术方面而非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这一观点使得通产省在日后制定产业政策和对行业进行大规模再编成的过程中，将企业或者行业的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指导原则，而非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


在官-学之外的铁三角的另一极，也就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产业界的企业家们，则通过另一种形式与另外两极联系在一起。根植于战时经济传统的轻利润重产量的原则在战后因为倾斜生产模式而得以继承，而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通产省也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很多战时经济的制度或保留，或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发展主义式的经济意识形态使得日本的官僚集团，特别是以通产、大藏两省的中央官僚为代表的精英技术官僚们通过“天孙制”（Amakudari）得以保持了与业界的良好关系。而业界也乐于通过这种类似于美国的旋转门制度的人员输送路线与可以为其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帮助的官僚集团保持关系。虽然本书并未讨论天孙制对于日本的中央官僚向学界与产业界流动的作用，但是这一非正式的制度确实也在日本的产业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一来，通过官-产-学三者的相互联动作用，日本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战后被继续保持并发展下去。


结论：存在第三条道路吗？


借用查默斯.约翰逊的一句话说：“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只有一个上帝，他就住在美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前景看好的国家教会。”笔者最后想表明的是，高柏教授这本书，虽然并未明确表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确通过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基于对日本1931年至1965年前后的经济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范式的演变，以及经济制度的变迁，侧面表示了其观点，即日本经济的发展脉络，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但并无法独立于其外而存在于世界经济当中。即使在统制经济最强大的战争时期，政府也会尊重私有制并支持企业通过产业协作组织，即卡特尔等方式对经济进行控制；而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尊重市场机制这一前提也一直被通产官僚和政府的经济顾问们所不断重申。虽然日本经济展示给人们一幅由强力的国家干预组成的发展图景，但是正如书中最后一章所讨论的那样，日本的发展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感加重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应运而生的。但日本的发展型政府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而在于战后许多政府机能之外的非市场治理结构是在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共同推动产生的。


虽然日本经济今日依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但是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却有目共睹，这种具有高效生产技术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于冷战时期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庇护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具有“熊皮特”式的比较优势的企业。而他们在国际市场所表现的企业战略与竞争模式，今日看来，与欧美国家的同类企业别无二致。对于日本经济模式是否是超出苏式体制与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我想读者们阅览此书之后，一定会有自己心中的答案。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作者：高柏【美】

译者：安佳

出版日期： 2008-5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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