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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曾十分认真请教苏，关于阅读，能否给些指导意见。
今天看来，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意图诚恳，却也空泛无指，毕竟阅读是一件私事，又何谈“指导”？苏却未推辞，而是耐心介绍他的阅读经验：先读前言后记，粗解主旨大意；再读目录，分析结构体例；接着是参考文献，摸清书的来龙去脉，读这本书的同时，可将与之相关的书关联阅读。这是我的第一堂阅读课。从此，那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我，竟也逐渐学会抽丝剥茧，开列书单，慢慢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苏的文字集高度理性与高度感性于一体（简称“两高”），有铺陈的耐性，有激越的感情，有诗人的节奏，有知识分子的方法（简称“四有”）。
苏长于学术方法论研究，他的书评中经常涉及写作的方法、思考的方法、学术研究的方法，例如《黄仁宇的“缅北意识”》谈到细节写作和独立写作；《冯象的才华》讲到知识体系的建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讲到准田野式调查等等。这些关于学术方法的思想火花无疑将给后学带来启发性的影响。
对于“自由”“市场”“产权”，苏小和乐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甚至《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不吝以“自由”作为全书架构的关键词。我问他，如此老生常谈怎么不厌呢？他却说，讲的人还是太少。的确像苏说的那样，“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具有诗人与财经学者双重身份的苏，在智识方面理应具有高度优越感。他的第三重身份基督徒，却决定了他将终身与骄傲为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而我们对自己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这样的疑问背后，是他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谨慎，更有着神的身影。（文 ：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