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的新革命》的参照阅读

　　最近参照阅读的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下面的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有了个案可以回答。现在看来，知识是可以慢慢的成长和成系统的。如果你开始看《中国的新变化》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些相近似的故事叙述中共同的逻辑。我仍然感兴趣的是以下的这个问题： 如果民企的草根性使它的“不规范性成长”是一种规范性的必然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好的益处是今天值得吸取的？它们是健康的吗？这段历史纷乱不堪但却充满活力与梦想因而它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吗？“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经济会是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吗？财富的迅速积聚能在更加规范的市场里取得吗？我们甚至可不可以这样问：正是不规范因而带着“原罪”的企业的最初实践才是发展的一般动力？
　　
　　从白颐路到开发区，整个中关村的故事讲述中仍然避免不了的是，走私，如何避免被税务机关查处，如何能够在混乱的市场内尽可能多赚更多的钱而又不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扣住。市场一开始的不规范，是任何一个想成功的人都避免不了的，金燕静，华夏公司，联想，这些中关村历史上被记取的名字，没有谁能和这段本身可能是扭曲的历史撇清关系。他们可能是体制的叛逆者，这是被一个悖论逼出来的，如果你合法，你就不能够发展，如果你想壮大，你就必须搞这些猫腻。创新就是必须在这样的困境里生长出来。这也就是周光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的真实含义。
　　我避免不了的另一个疑问是，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使创新自然的生长出来，而且不被戴上违法的大帽子？
　　
    阅读《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问题
　　1. 中国企业激荡的三十年和整个大的经济环境的总体关系基本上是怎样的？实际上这牵扯到了整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总体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那么这种总体上的影响是单向度的吗？整个过程是否可以比做这样的关系“社会整体的制度背景——经济环境——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力量是否可以对前两者产生反作用？把这三者当作独立的三个主体，他们之间进行彼此的博弈的话，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进行的？这中间是否会产生“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对整个环境起推动作用？这三十年，不应仅仅看做是以一种单纯的被改变被动的发展，如果一开始是这样的话，当政治的因素不再变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因的时候，情况也已经改变了。那么，究竟这三十年间中国企业自身作为一种力量的承载体给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们带来了什么积极有益的变化？
　　2. 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这三者以及它们各自对应的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三种企业隶属的不同经济体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影响？实际上，这影响是存在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为例，则民营经济不管是从一开始要被废除到目前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还是一种隶属的局面，那么这三种企业的关系是否带着经济体不同而造成烙印？它们在竞争和发展中受这些的影响是什么？而它们之间发生关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如果民企的草根性使它的“不规范性成长”是一种规范性的必然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好的益处是今天值得吸取的？当然，前提是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摆脱了对民企评价过去的“成王败寇”的思路来理性思考整个民营企业的成败得失？事实上，我们可能仍对民企关注甚少，尤其是从积极的角度。我们太多的聚焦于诸如“家族式企业的成长阵痛甚至夭折”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吗？它们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我们至今未曾清楚认识的有益的教益？
　　而这种“不规范性成长”在多久的范围内仍将继续？
　　以同样的视角来考察国企和外企，我们会获得什么？
　　4，细腻人性化的笔调背后，以故事拼砌的企业界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是健康的吗？这段历史纷乱不堪但却充满活力与梦想因而它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吗？“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经济会是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吗？财富的迅速积聚能在更加规范的市场里取得吗？
　　 我们甚至可不可以这样问：正是不规范因而带着“原罪”的企业的最初实践才是发展的一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