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依赖与改革成本

学术界对外资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由来已久，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外资政策，他的《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2003 年年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其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本书，连同作者与印裔学者韩太云（T a r u n Khanna）合作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让黄亚生迅速成为中、印两国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明星学者。

“制度基础论”的思考取向

黄亚生的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其著作出版之前，对中国FDI（海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研究者大多从FDI 的供给面进行分析，关注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例如迅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出色的基础设施等等。黄亚生则独辟蹊径地从需求面切入分析，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实践中产权安排（成立外资企业）优于合约安排（本土企业按照外包订单制造）等一系列“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的剖析，得出“FDI 在20 世纪90 年代大量进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的观点。

另外，在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一片赞美和欢呼声中，黄亚生冷静地指出了中国已经深陷“外资依赖顽症”，并且正在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例如：该模式仅仅创造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在人民币升值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也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外资的融资功能
只局限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创业潜力遭到漠视；重外资轻民营企业的模式不仅违背效率原则，也违背公平原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亚生的著作里并没有很复杂的经济学模型，更多的是层层推进的对一系列问题追问和剖析，而分析所基于的资料除了来自学术界、国家统计局以外，还有1991 年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的“地
方政府官员对FDI 态度”的调查以及大量的深入市场一线与企业管理人员访谈的第一手材料（他和助手在1998～2001年到北京、香港、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做了大约30次访谈）。这对一位操作宏观经济课题的经济学家来讲是难能可贵的，那些来自一线的生动感触是一味地蜗居书斋挖掘数据所无法得到的。也许就是访谈过程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给了他提出问题和寻找解释的启示，也许他就是从企业家对融资困难的抱怨中直觉地意识到，FDI 首先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问题。

 黄亚生还在不断深入接触中国和印度的企业界，为他长期关注的课题——中国和印度私营部门比较做调查研究工作。7月份，在清华大学组织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他谈到最近到印度调研的感受：在与印度企业家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一种自信心的提升。他认为，印度企业家的这种自信就来自健康的微观制度基础，一批世界级企业，像Infosys（软件）、Ranbaxy（制药）、Bajaj Auto，Mahindra（汽车）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涌现出来，让众多私人创业者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在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交流中，给他
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对如何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体制性约束，与印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按照黄亚生“制度基础论”的思考取向，制度比资金、技术等具体的要素更重要。他对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观点和政策持保留态度，他注意到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扭曲现象：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但是FDI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在对中国引进FDI“成就”的一片赞誉中，他在中国制度现状和FDI异常地大规模进入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虽然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银行贷款却大规模地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反而面临着资金匮乏，结果它们只能向外资求助；当国有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成为被收购对象时，如果是民营企业来收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被视为“私有化”，是不被允许的，而外资收购则被视为“吸引外资”而受到各级政府欢迎而且给予大量补贴；另外，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提高了外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总之，中国的现状使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从而为外国企业人为地制造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进入。

 
渐进改革的隐形成本

黄亚生的书自面世以来（中文版2005 年出版）在读者中得到的反馈有褒有贬，而且正反两面的意见都颇为激烈。支持者认为，《出售中国》一书不仅对学界、企业界有很大的启发，对政策制定者也有很大的启示，“中国领导人也应该研究这本著作”。异议者则指出，其关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外资依赖症”、“外资挤出内资”等观点都值得商榷。

在中文版的“后记”中，黄亚生对“外资依赖症”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简单地看外资内资比例，可能会得出中国引进FDI 并不突出的结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这一比例上都超过了中国。但是这一比较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国家的内资大部分是有私营的，而中国所做的投资中大部分是国营的，国营部门的投资是不计成本的过度投资，所以这样的比较方法得不出准确的结果和有意义的结论。

如果只看外资与中国私营部门内资的比例，中国的外资依赖程度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已经是“非常反常”了。（考虑到是否把集体企业归入私营部门两种处理办法，从2003 年的数据看，外资与私营部门内资的比例在29% 到58% 之间，而20 世纪90 年代的巴西是5%，韩国是1.1%，中国台湾省是2.8%，美国是6.2%，加拿大是8.3%）。

6 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商务学会（AIB）2006年会上，有学者对黄亚生“将中国私营经济的落后状况归咎于政府对外资的迷信”以及“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采用国家统计局从1998 年开始的企业景气调查数据（1998年和2002 年两个年份的数据，样本量分别是14万和16万家企业）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绩效表现来看，民营企业表现最好，然后依次是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有限责任企业和国有企业；即使在外资企业类别当中，中外股权合资企业的表现也优于外商独资企业。他们的结论是，转型后的中国企业，其中许多是民营企业，通过向外资企业学习，现在已经能够向跨国公司展开还击，“野蛮人被制住了”。

黄亚生的确在著作中提出中国内地企业竞争能力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实际上他本人并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他认为内资受到的挤压是来自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外资企业，相反，外资在民营企业发展遇到阻碍时反而“代替了中国内地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提供了风险基金的作用。所以，上述质疑可能打歪了靶子，并没有瞄准黄亚生的核心观点。

黄亚生列出中国“外资依赖症”的主旨，并不是为了说明“野蛮人”（外资）的坏处，而是要从根本上归结到中国渐进改革策略的成本：他反驳了中国改革模式是“帕累托最优”的观点，认为这种改革策略存在高昂的隐性成本，例如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是以银行体系的质量下降和潜在的金融危机为代价而得以维持和扩张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公平的增长机会等等。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支持，这些成本如何“完全解决”也始终是一个疑问。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黄亚生最近的观点：“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她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是其成功并未获得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