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20世纪》读书报告

选读的是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著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杰奥瓦尼•阿瑞基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主要兴趣在对比和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分析和经济社会学的领域。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的主要论点，作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
    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很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但是，作者没有囿于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主义投资逻辑的描述，而是将其引申到多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作者认为：“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此外，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作者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论调。他不认可马克思单线式前进发展的模式（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它是普世性的）。他提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既前进又后退的发展模式。
    作者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中，热那亚和英国周期属于松散型的“世界帝国”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外部化”（Protection Cost Externalized）。而荷兰和美国周期属于密集型的“公司—国家”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内部化”（Protection Cost Internalized）。而随着每一次周期的摆动，周期的时间递减，而规模、组织复杂度和功能范围都相应地扩大。整个周期运动，就类似于钟摆的运动。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而不像保守派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样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
    另外，作者也受到了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除了认同布罗代尔关于金融扩张阶段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迹象” 的形容之外，作者还指出：“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来自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的观点” ，并指出本书的创作目的：“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对底层作了广泛的探索” ，“当世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更深地扎根于作为下面两层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从里面拔出根来，而且似乎繁荣昌盛的时候——正是应该接受布罗代尔的邀请，对位于贸易大厦顶层的资本主义老家作一番探索的时候了”。
又按本书的标题借鉴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的观点，这种长期段分期的方法，作者也曾有“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的表述。当然，对于20世纪的表述，不少学者不认可阿瑞基的定语。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认为应该是“短促的20世纪”（1914—1911），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延长的19世纪”。
然而，尽管作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每个时代都难以脱离其范式的影响，或许现代世界体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或许并没有答案。关于世界体系，有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伏尔泰的文明进化体系；汤因比、斯宾格勒、麦克尼尔的文明兴衰周期循环体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作者的体系等等。但是，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从很多窗户看同一个世界，没有观点是正确的。”了解世界体系，不应该只囿于一扇窗户。了解不同学者间观点的碰撞，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
又按本书在材料的解读上，更加类似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著作，而非历史学的。本书从第393页到第407页附录了一系列的统计图表，是作者结合对材料的解读推断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年鉴学派影响下的计量史学的影响余波未尽，但是也应该反思这种过度科学化而忽视人的心理影响的倾向是否恰当。当然，另一方面，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又按本书的参考书目，译者并没有翻译过来。西方学界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些列问题的讨论，有太多的著作，以至于译者很难将其全部了解，可见这些问题是有不少的思考价值的。
    又按作者本书的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产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而对其的大幅度提高油价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当中，二战后的“黄金的年代”不再，经济开始呈现“滞涨”的状态。从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中东、拉美等，开始向“中心”叫板了。
    后来，虽然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且“边缘”国家发现它们的钱又重新被“中心”给吸走了，它们从前门庭若市的银行不再有客人的到来；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欧美国家的政府大都陷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当中；北欧原先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边缘”国家随着“中心”的不景气而更多地沦为了“失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也对这种情况流露出一种稍逊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的悲观情绪。作者在猜测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提出：“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中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 ，“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
    本书初版于1994年。而如今，世界确实出现了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的趋势。当时，作者在冷战胜利的背后，已经看到了暴力恐怖的阴影，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关于这点，作者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
    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发的“中国模式”开始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这些都意味着，今天，我们思考作者提出的疑问，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是继续无限期的周期循环，还是如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目前还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似乎没有学者提出过比较好的解释。但是，做一个准确的未来学家很难，不能把哪本书当作米歇尔德•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edame）的《百诗集》(Les Propheties)。
同时，资本主义的阐释，面对着符号化，“镜像”化的困境。然而，“镜中花”的“花”究竟是客观实在，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应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无法用普世的、单一的范式去统合，但是却可能是一种多元的复合体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