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印证

      《娱乐至死》一书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并逐渐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
      尼尔•波兹曼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兴起，电视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电视给人带来的是不必思考的娱乐化的信息，“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人们就沉浸在这样的娱乐与消遣之中，让无用的信息充斥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
      作者认为，新媒介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且不说如今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以形象为中心，但有时，我也能够体会到，人们对形象的注意力多于对文字的注意力。这种体会来源于我的互联网体验。人人网——这个每天都要耗费我很多时间的网站——告诉了我这个事实。很显然，我的照片，比起我的日志，更容易被人分享，此外，在短时间内也能获得更多的点击量。一篇插入了图片的日志，比起没有插入图片的日志，也更容易获得点击量：插入了图片的日志，在别人的新鲜事里显示的时候，会显现一张该图片的缩略图。
      ——由此看来，人们似乎更喜欢点击不费脑子的图片，而不是抒发情感、表达观点的文字。
      阅读习惯的衰退，这正是作者所提到的问题之一。虽然作者说的是电视时代的问题，很显然的是，这些问题一直延伸到了互联网时代，并且更加凸显。
      说说我们自己的国家。
      如果我们承认阅读是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现在年轻一代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已经丧失这样的习惯。中国最美好的阅读时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之下，对书的痴迷、对知识的渴求，几乎是每一个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张立宪就在《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说中写道：“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
      我在采访张立宪的时候，他也说到：“读书是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那个年代，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一个人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生活中也没有别的内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因为他一上大学首先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很严格的计划，比如说在第一学期要把鲁迅全集读完，第二学期要把史记读完，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执行，执行完的也不多，但确实是，大家有了一个，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吧，一个人文学科方面啊，包括每个人感兴趣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基础。”
      然而，把阅读奉为最重要的生活项目这个习惯，已经式微。其负面影响，也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且不说人们的理性思考，单从语言素养上来说，情况就已经不容乐观。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在一篇文稿中写‘委曲婉转’，一位年轻的编辑心很细，把它改成‘委屈婉转’，事后还告诉我，网上就这么些的。”
      温老师也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是个案。“语文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已发生改变，大家不再像以前那么专心阅读、记忆、积累与熏陶，遇到问题上网查一查就有了。……其实现在的人读书也不少，要命的是不能静心品赏思考，整体社会氛围都很急躁，大家没有那份闲心。这就造成语文水平的普遍下降。”
      这也许就是说，电视、互联网并没有消灭人的阅读习惯，但是人的心态和思维，新媒介营造的大的社会环境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如果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在理性王国的时代结束之前，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如果我们能够套用这样的逻辑，那么阅读时代在中国结束的一个明显的象征，就是中国文坛的衰败。
      而作者所在的国家：美国，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作者写道：“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意的形象和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
      07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似乎就可以成为这个观点的印证。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她对比了奥巴马与麦凯恩的个人特点：奥巴马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而麦凯恩则是一个糟糕的演讲家，啰哩罗嗦，毫无生气。然而，她却支持麦凯恩，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在她看来，麦凯恩立场进步，是诸多进步法案的发起人；从earmark改革、伊站问题上来看，他没有因为谄媚选民而失去立场；此外他“党性”很差，在关塔那摩、干细胞问题上，并不盲目服从自己的政党。
      让作者反思的是，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她写道，民主选举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对候选人激发民众探讨公共政策，而民主选举最大的悲剧就是民众脱离对公共政策的关心，去讨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选举策略，比如：“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以及“奥巴马发动了很多美女在Youtube上做广告”。然而，政治家长得帅不帅、在哪个大学拿的文凭、来自哪个家族、面孔是否“新鲜”并不会真正影响民众的生活，真正影响民众生活的，是他们在每一项公共政策上是否坚持理性。
      ——话说回来，现实中能够找到这么多鲜活的例子，让我不得不在大的方向上同意作者的观点。
      然而，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要做一个好的读者，阅读的时候我不得不跟作者的观点刻意保持一些距离。在我看来，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
      作者在书中提到，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作者认为，达盖尔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我不同意作者对达盖尔话语的理解。我所理解的是：达盖尔的本意中，摄影不是复制自然——因为从不少人的摄影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体验来说，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摄影并不是对自然的复制。摄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并不等同于我们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世界——摄影提供的是一种视角，虽然独特，但也仅仅是一种视角而已。如果要说摄影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更合理的理解，应该是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由此得到了不同于寻常视角的体会。
      达盖尔本人已经很明确地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工具——这已经是在强调摄影不是对自然的单纯复制。我好奇的是作者为什么在达盖尔已经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仍然曲解了达盖尔的原意。作者一直强调文字思维的优势，然而在面对达盖尔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时，由于没有相关的体验，以及无法处于具体的语境，最后也得出了一种很可能是偏离了本意的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还写道：“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
      在我看来，图像虽然不能表现抽象的概念，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不能引起人的思考，激发人的灵感。跟绘画一样，一幅摄影作品，它所要传达的理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图像，都是不经思考就可以为人理解的。并不是一个图像思维发达的人，他就能拍出很好的摄影作品——就像摄影教育常说的那样，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深厚的人文积淀，才可能拍出有内涵，有看头的作品。
一个人生活中会使用到各种媒介，语言，图像，声音，但是这些都是浑然一体的，相互影响。也许从书本上得来的观念和灵感，构成了图像表达时的内涵。对于图像的理解，也完全可以刺激他的文字神经，使他产生一种想要用文字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图像与文字的表达，各具特点，不能单纯地说孰优孰劣。
      此外，作者一直在强调一点，是信息的使用性，“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强调信息指导活动，这样的观点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
      “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对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如果用永恒、持续或连贯来衡量，电报就会失去价值。”
然而，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又有什么算得上永恒？除了电报，电视，就算是作者所称赞的书籍，在永恒面前，难道不也显得苍白无力？
这就是时间尺度的选择问题。我们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永恒，是前人留下来的著作，是穿越历史的书籍。然而，我们却不能大胆地说，我们能够感知的永恒，就是绝对的永恒。
      作者否定了短暂，选择了相对永恒；而在绝对永恒面前，短暂和相对永恒，都将会是过眼云烟。我们的大众，如果放在绝对永恒面前，不管他是虚无地度过一生，还是伴随着思考，走完生命的旅程，这些不同的选择，于人类的短暂又有何补救呢？
      但是我能够理解作者，因为我相信人本性中有对善的追求。我们虽然不能达到完美，但是却总有追求完美的习惯；书本所展现的相对永恒，对于电视、互联网上无用的信息所代表的短暂而言，或许更接近绝对永恒。也许最可怕的事，是我们甚至意识不到绝对永恒的存在，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完美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由此，我们也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残缺——对人类而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或许，这也正是人生的荒谬，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