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两栖人——盛田绍夫的索尼人生

盛田绍夫曾给他的私人俱乐部取名为“两栖俱乐部”，意为日本商人要在海洋上和陆地上都能生存，既要根植于本土的文化价值和习俗，又要能适应甚至模仿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习俗。这个词可以说恰如其分的阐释了索尼人要做的努力。然而，即使是盛田本人都无法完全在这两个角色中转换自如。他们努力的去做，也曾辉煌过，但是在通往国际化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在荆棘里。这也为日后索尼的没落埋下隐患。

索尼公司起初并不叫索尼，而是比较拗口的“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成立于二战后。1953年，盛田绍夫去美国旅行，美国的先进和繁荣令他大开眼界。而随后的欧洲之行，德国战后经济复苏的景象让他又心感不安。有一次在德国一家餐馆吃饭时，服务生给他端来一盘冰激凌，旁边用小纸片做装饰。服务生还很殷勤地告诉他：这个纸质的小玩意产自日本。这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因为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将“日本制造”与小饰品和廉价的仿制品联系在了一起。

这次西方之旅让盛田意识到了建立国际品牌的重要性。回到日本不久，盛田就将公司名称改成了现在所熟知的“Sony”，并在羽翼初展之时，将目光投向了美国，从而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之路，当然，更多的是火花。

传统的日本人并不擅长交流，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商业圈子中展开业务，而当他们游离与这种商业圈子之外并与其他文化交流时，会感觉沟通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往往奉行集体决策的传统，他们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利，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更加注重形式和礼节而显得隐晦含蓄，这让行事风格直接和充满语言冲突的美国人颇为不适。

而盛田则完全不同，他的美国朋友彼得森这样评价“每当昭夫到美国做生意时，无论是谈合资企业，还是许可生产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务，他可以拿起电话就与任何一名美国商人畅快地交谈。盛田对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十分了解，接电话时从不会说‘你是谁’，也从不用翻译员。坦率而言，很多美国商人对日本商业文化是陌生的。他们与日本商人在一起时非常不自在，而且他们大多不了解日本商人的为人。但是他们却认可盛田，所以当盛田打来电话时，他们愿意倾听。”从70年代到80年代，盛田都致力于在全球商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热情好客，热衷于社交，且积极的与政界往来：基辛格、日本驻美大使都是他的座下常客。盛田的妻子良子也从一个幕后的传统日本女人变为一个极富魅力的沙龙女主人，她学会了做美国、法国以及意大利菜肴，并和时尚界、收藏界的名流结为好友。

在那些与盛田有着长期交往的西方人看来，盛田与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遇到的“典型”的日本商人完全不同：“他既不沉默寡言、言谈拘谨、自命清高、难以捉摸，也不高深莫测。相反，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爱好社交、充满热情、淳朴自然、富有领袖风度而且幽默风趣。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盛田的声望与社交关系无疑是索尼的无形资产。

你也许会问道“盛田真的就完全能接受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习俗吗？”答案是盛田当然没有被西方世界真正同化，在索尼本部的“核心大家庭”中，以盛田为代表的领导人个人意志在公司中起着拍板的作用，这与西方严格的公司化、制度化管理显然格格不入（这也是索尼美国公司的几任美籍经理人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他们最终都因为文化的差异产生矛盾而被迫出局）。在家庭中，盛田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的家长，他讲求尊卑有序，他的话语就是命令，他的命令不容置疑。他希望妻子在他需要的场合站在他身边，而在他不需要的时候站回幕后。甚至是曾经作为长子的盛田所痛恨的“长子”身份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和责任，轮到他选择家族继承人时，他仍然坚定不移的选择他的长子秀夫，而不是更为优秀的次子昌夫。

作者同样也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盛田会为了创造所谓‘熟悉的错觉’而不惜竭尽全力”。可以说，盛田为索尼能够打入西方市场而耗费了毕生心血。它不仅要协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还要随着准备着来自市场的风险和挑战。因为历史的问题，日本产品在推向国际时会遭遇种种阻力。在中国，每一次中日敏感时刻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在美国，随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兴起，以及日本人深入美国市场疯狂收购的举动，美国也会不时掀起一阵“反日”收购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盛田不得不带着一副开放包容的面具，以求积极的融入美国社会。那么摘下面具的盛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即使是他身边的最亲近的人也无法说的清。长子秀夫在回忆父亲时说道，他的父亲毕生都是一个完美的演员。
“如果你想扮演一个国王，你就必须始终像个国王。我的父亲颇善此道”。

也许很能说明盛田矛盾性格的一件事就是参与《日本可以说“不”》的撰写。这本书被认为极具有反美情绪。合著者便是去年在“钓鱼岛”事件上声名大噪的石原慎太郎。其实，盛田在书中撰写的言论比较的温和，然而，当这本书在美国市场上出现时，盛田“好像长期以来在西方朋友面前一直都在小心戴着的面具顷刻之间被人撕去”，他只好精心策划公关活动，并且把煽动性的话语全都赖在石原头上，而且在再版时，他要求删去书中他所写的部分，重拾他在西方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书可以再版修改甚至重写，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却是一刻不曾停止。盛田可以刻意扮演成一个赢得西方好感的“熠熠生辉”的卓越企业家，但是却无法几十年如一日的掩饰他下意识里对的西方人形式风格不满。就如同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恋人一般，往往相恋时可以包容一切，时间久了却会产生种种冲突。大贺典雄如此、出井伸之也如此，所以那些美籍经理人只能与东京总部发展阶段性的友谊，却始终无法进入索尼的“核心大家庭”。

作为一本企业传记，作者约翰•内森教授将其命名为“Sony: the privaite life”不无道理，从几代索尼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网中，你可以站在一个高度将索尼的历史一览无余。索尼是一个日本企业，但是并不像传统日本企业那样，集体权力高于一切。恰恰相反，在索尼的成长史中，领袖的个人意志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梦想家井深大和实干家盛田绍夫，几乎奠定了索尼的格调。这也许就是索尼能够大胆启用“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为了盛田的一个电影梦而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创造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举动的原因。深刻的洞察了个人意志与私人关系在索尼发展中所起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以及背后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冲突与调和，使得这本企业传记不流俗于表面的记事，而更有几分商业社会学的味道。

这本书花了三个晚上读完，每个晚上都是伴随着索尼的梦入眠到醒。索尼的故事里面，可以联想到太多的中国人的影子。在国际化的路上，日本人所经历过的，中国人也正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