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讨伐娱乐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借图书馆的书，最讨厌在书中标重点的人了，看的是书又不是提纲！

言归正传，本书可以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媒介即认识论”这一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容。第二部分回顾了在现代传媒出现以前美国的公共文化形态。第三部分介绍（指责）了电视及其带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对大众思维、宗教传播和教育方式上的影响。因此作者讨伐过度娱乐化倾向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是电视这个天生具有短暂性、肤浅性和娱乐性的传媒改变了曾经受到印刷机传统深刻影响的美国公共文化。在电视出现以前，传媒上的讨论是认真而严肃的。“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p.36），“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1783年到1843年之间销售了2400万册”（p.40）。美国曾经是一个阅读的民族。就连杰弗逊也说：“因为我们的农名是唯一能读懂荷马的农民。”（p.68）但是在电视出现以后（作者这样说），美国社会开始逐渐向（过度的）娱乐化发展。从70年代开始，政治选举开始逐渐变成了一项娱乐化的活动。（大多数）人们选择的并不是“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p.139）的候选人，而是其形象能给选民留下最佳印象的候选人。美国教育部可以投资365万美元资助一个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教育节目。甚至传教士们通过电视传教已经成为了最寻常和最成功的一种方式。而政治选举、教育和传教的本质无疑在通过电视传媒之后发生某种形式的扭曲。这种扭曲是可怕的。这是美国社会为了*过度*娱乐化所付出的代价。

但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娱乐化带来的后果，而是作者提供的娱乐化的原因。作者对信息传递方式对信息内容影响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作者认为媒介即认识论，“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p.25）。作者认为书面语言从本质上鼓励了精神集中、逻辑思考、深入分析等能力，而画面（电视）语言则从本质上鼓励了浅尝辄止、过目即往、轻松娱乐的特点。这个观点是有震撼力的。但是“媒介即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错误的。尤其是作者认为“和本书有关的是认识论对于真理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的来源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恰恰相反，我认为真理的定义和传媒形式完全无关。就好像伟大的艺术，不论其表现形式是雕塑、绘画、摄影、电影、音乐，还是文字，都是相通的。越是涉及人类认识本质部分的知识，就越与表现手法无关。传媒的性质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应该是那些日常的应用。以对话方式进行的公共话语倾向于鼓励格言谚语。以报刊形式进行的公共话语倾向于鼓励严肃的讨论。以电视进行的公共话语则倾向于鼓励轻松而肤浅的内容。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媒介*就是*认识论，我们只能说一种媒介鼓励一种类型的认识论。

另外，过度娱乐化的原因可能不仅在于电视传媒的特性；商业化的浪潮，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许影响更大。公共话语不可能完全是严肃的。不管以何种方式所进行的公共文化，只要出现了商业化的竞争，其绝大多数内容一定是肤浅的。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用来思考哲学问题一样，大众消费的文化不可能鼓励对哈姆雷特的悲剧精神的探讨。

但回过头来，美国毕竟还是保持了一定严肃的公共文化讨论的传统。一个迹象就是在本书中作者多次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来正面说明自己的论点。或许美国的娱乐化并没有作者声称的那样恐怖。反观中国，同样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本书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写的就是最好的证明，连带封皮上那四位“知识分子”的狗屁不通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