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第一章：媒介即隐喻。信息的载体（媒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的内容，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媒介在改变着文化。媒介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例如人类从口头交流到书写，从广播到电视。

任何稍微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建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精英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第二章：媒介即认识论。媒介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真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后人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作者对于媒介的态度相当公正、开放，这一点很棒！ 第三章：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术如何影响了美国，从阅读到文化普及。铅字在人们心中的具有很高的地位，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为什么印刷机能如此广泛地影响美国社会，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有：美国的新教传统、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印刷品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第四章：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人们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种书面表达的特点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第五章：躲猫猫的世界。电报如何改变了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

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受众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使得人们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电报生产了大量无关的信息，完全改变了“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听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我们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查和组织分析信息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是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如果用永恒、持续或连贯来衡量，电报就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许你稍加思索。

第六章：娱乐业时代。电视带来的娱乐业时代。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例如，在电视辩论中，人们不再关心辩论者的观点，而是印象。

第七章：“好……现在”。电视本身决定了它的信息展示的形式，展示的方式又影响了其信息（一是娱乐化，一切都是表演，二是信息脱离了语境）。

每个人对于某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甚至每天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电视创造了一种“假信息”，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并不是电视在故意蒙蔽，而是信息包装成这种娱乐化形式时，它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如何做呢？

第八章：走向伯利恒。用宗教成为电视节目的例子（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电视的这种形式是如何改变了传教士想要宣扬的内容：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为什么电视节目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为什么宗教仪式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任何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除去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火灾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不管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下面这段话就更加明了了：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化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娱乐化的例子说明了赫胥黎语言的正确。美国宪法起草者担心的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利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我们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美国广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作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但并没有做太多悲观的推断；作者对政府“控制”电视进而“控制”言论的讨论不多，隐约模糊；由于国内的环境，我对本章内容感受不是很深切，毕竟我们还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

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这一章讨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当人们试图通过电视节目来做教学时，对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视是如何定义了“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取知识”？

对教育的一点浅见：哎，教育实在是一个太大、太重的问题。如何去教育小孩，教育自己？我会试图总结自己童年或过去的一些经历对于现在的影响，或许可以从中发现某些东西，这也是我极力劝母亲写下自己记忆的重要原因。教育是研究知识的传播的，小到从老师到学生，大到社会风气的形成。教育学是一种方法，教育应该是建立在认知规律上的，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应该是脑科学、心理学、认知论以及社会学。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总结式讨论了为什么赫胥黎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更会成为现实。将媒介扩大到了技术：没有技术是中性的，技术并非始终是文化的朋友。作者也提出一个“希望渺茫”的解决方式：学校。帮助年轻人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什么是信息？它有那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我这里的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匆匆看完这本书，有下面几个感觉：一，如果把书中的电报、电视替换成微博、微信结论仍然成立，几十年过去了，信息越来越零散和过剩，碎片化的信息打断了人们的注意力，也造成许多的误解。二，本书让我认识到技术的变革会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讨论技术的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自己太幼稚，确实读书太少）。三，本书让我害怕困惑但也更加想去了解。对电视、电影产生了恐惧……想去多读一些书籍，去了解教育、了解技术、了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