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冰：金融危机，阴谋还是宿命？——评《被绑架的中国经济》(【读品】109辑)

壹

与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相比，《被绑架的中国经济》确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刘军洛，如一位深居简出的江湖侠客，其见解犀利、尖锐，再加其文风如疾风骤雨般一泻千里，故读者不免会被书中强烈的个人感情所带动。

刘军洛以国际视角鸟瞰全局。他强调：“不能从中国央行的视角看待中国股市与楼市的未来走向，而应该从美国央行以及日本央行的视角去看待。”此外，他也善于捕捉细节。他把美国的军事部署、能源战略、农业决策，以及中国的经济结构等看似没有直接关联的事件结合起来，分析未来经济走势。虽有阴谋论嫌疑，但必须承认，试图运用理论模型刻画出这么多复杂的变量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事实上，金融战最终都是资源、国际地位的争夺。美欧社会决策层的研究体系都是顶级法律人才，通过产权来制定各种交易者的游戏规则；而中国是由经济学家来制定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法律专家会很明确地指出大豆与中国国家利益及中国公共财产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家大多关注价格的波动，这将很可能导致国家利益被他国控制。又如汇率政策在经济学家眼中是调节两国间贸易平衡的工具，而在律师眼中则是让敌国军团被迫进入本国楼市这个狭窄的无法转身的“自杀”地形。

刘军洛的思维很是跳跃，书中内容也涉及甚广。总体上看，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剖析沿两条线索前行：一条为时间线索，与1929年美国大萧条、1987年日本经济衰退相类比；另一条则重在分析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在美国主导下的博弈。亦如本书副标题所言：多角世界的金融战。


贰

先回到美国大萧条。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由英、法转向了美国。国内与国外对工业品的大量需求使得美国以汽车为首的工业迅速发展，农业的机械化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产生了过剩农地与过剩劳动力，这逐渐形成了需求不足。另一方面，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主贷款国，而这部分贷款的主要需求来源是农产品。结果是：需求不足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进一步导致低息贷款成为坏账，全球市场上存在着系统性风险。1922-1929年，系统风险累积，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国内外投资都剧增，而且多以高风险农业产区债券为主。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投资者纷纷加入自杀式抛售队伍，整个10月，华尔街损失30%以上财富。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源自三方面的打击：1，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2，1930年全球农产品市场崩盘；3，对美元退出金本位的贬值预期，使得美元受到疯狂挤兑。这直接导致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债券遭到集体抛售。当时美联储秉持的救市思路是：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建立充足的储备让会员银行进行再贴现，以稳住投资者信心，然而这没能挽回资本大量外流的局面。

1987年日本经济危机又如何呢？198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跌，全球市场均出现惨烈下跌。日本央行与大藏省迅速将巨量货币注入日本经济体系。日本股市与楼市在10月后进入疯狂的上涨阶段，日本经济彻底进入“土地分配财富的劳动生产率恶化时期”；1988年，美国提议全球发达国家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不低于8%。1989年美国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是7%，而日本银行充足率不到5%。

1989年日本经济的崩盘与1991年苏联的解体，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提供了大约5万亿美元的外部资本。20世纪美国网络企业借助全球资本的疯狂涌入，创造了神奇的美国10年经济增长。这场长期的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日本的房价贡献和对前苏联冷战胜利的贡献。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2005年起，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与此同时，华尔街战略集团开始进驻全球农产品与石油期货市场，引发通货膨胀上升预期。这就导致大批资金涌入了中国市场，尤其是股市、楼市。
直至2007年，外汇储备增加近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10.5万亿的热钱。热钱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以及钢铁、水泥、化肥、造船业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产业结构问题，矛盾一触即发；2008年，为抑制通胀，央行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这就把中国股市逼到了绝境。同时，从股市外逃的资金也大幅推升了房产市场；2009年，中国一线城市，尤其是较高端地区的楼市交易巨量创出历史新高。在政治上，印度军队重兵布防中印边境、全球糖价疯狂上涨、美国撤出东欧反导计划…似乎也存在某种关联。

纵观几次危机可以发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与当初的美国、日本颇为相似：首先，各国均出现了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而这在金融市场上则配以系统性风险形式存在；其次，美国、日本在出现经济危机之初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为的是稳住市场信心，却引发了大量资本外逃。而与日本相类似，中国本次救市中亦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需求不足问题，结果导致了更深的产能过剩与结果错配。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形势最终如何，未见分晓；1989年的日本经济崩盘，获益者是美国，若此次中国经济崩盘，受益者也很有可能是美国。


叁

刘军洛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货币权与资源权。”他的分析逻辑是：美国的操作目标在于汇率、利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中介目标是挑起各国假通货膨胀预期，而根本目标在于货币权与资源权。

大宗商品作为必备的原材料不仅是重要的储存物资，也已成为美国的金融战略手段。操控大宗商品价格既可稳定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可引发其他国家错误的通胀预期。以石油为例：从长期看，它的价格由供求关系确定；但从短期看，却受制于投机行为。由此，美国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石油价格就有了强有力的控制权。其实石油本身也仅是个符号，美国不同时期的发展计划，将培养出不同时期的“石油”，而下个“石油”可能将是越来越紧缺的稀缺粮食资源。

美元也是重要的金融战略工具。过去10年，全球外汇储备激增5倍，中国更是由2000年的165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1.3万亿美元。美国用这部分“借”来的钱进行资源储备、产业转型、投资跨国公司、操纵大宗商品，进而保障了货币权地位。经济学家的逻辑是：美国民众借了几万亿用于消费，美国跨国公司拥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债券减债务；而格林斯潘的解释是，美国居民和跨国公司用一大推纸换取了全球大量资源。这就是美元霸权地位带来的优势。当真正的名义债务与实际债务需要偿还时，不妨扩大美元供给量或是制造一次大的危机，那么债务自然大大缩水。

美国是一个债务型国家，而亚洲地区是一个高储蓄地区。亚洲外汇储备随时面临着长期国债账面损失。美联储对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的调节则会加剧这种风险。

美国对大宗商品、汇率、利率的操控，目的是想引起其他国家错误的通胀预期。而反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的宏观政策目标。如果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不当，贸然地采取不适当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经济体的崩溃。比如1987年的日本。

总之，刘军洛的观点是美联储利用手中的货币权，通过操控利率与汇率影响他国经济。正如书中援引列宁的一句话：“搞垮一个国家，就必须搞垮这个国家的货币。”在10年时间里，日本汇率超过35%以上的波动达4次，直接导致日本出口企业4次扩产与减产，最终日本财政赤字高达GDP的200%；对于固定汇率国家中国，美元指数的变动使中国在通胀与通缩之间转换，更重要的是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肆

美国总战略制定者根据全球市场的变化随时发布命令或国会法案。这台战争机器的最终目标是——世界货币地位。只有拥有世界货币地位，才能把武林盟主地位牢牢把握在手中。那么美国下一步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以及世界将迎来人口结构变化——二战后的婴儿潮将步入老年。这样，曾经火热的制造业也将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危险，而环保的卫生环境、医疗服务、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许，早在21世纪初，美国就已为这一产业转型布下战局。

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不断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为97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资本提供了避风港。同时，美国大量发行名义债券，以满足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需求。

在此期间，美国的走的是“去工业化”之路，着力发展农业，结果2007年制造业在整个美国国民经济中仅占11%。大量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产品（尤其是附加值低的如大豆）出口到世界各地，使这些国家要么将土地用于建厂房发展制造业、要么转向工业化生产（或转基因），耗费大量资源。

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的变迁成为一明一暗两条线，让美国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战略布局，吞噬着全球财富。产品市场上资源的掠夺是其根本目的，而金融市场则是为保证资源掠夺的重要手段。

如今，中国内部面临着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产能过剩、资源紧缺、农产品供给不足，外部面临着世界性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通货紧缩。这样的布局下，美国如果再制造一场类似于1987、1997那样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崩盘，那么资本会再次回流到美国。这不仅将支撑起美国的下一波科技浪潮，也将使其有机会降低成本抢购全球制造业。因而对于未来的局势，刘军洛的判断是：2010-2015年美元将先走出一个上升浪潮，配之以世界经济的紧缩；而接下来人民币崩盘之时则是中国经济转入通胀之时。

这是刘军洛的分析思路及结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判。美国即便是宣传民主、宣扬自由市场，可事实仍是1%的人掌控25%的财富。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难保没有战略布局。但这是一个黑箱，我们无法打开，只能从零星的线索中尝试拼接。然而这种尝试性的拼接经常被冠以“阴谋论”之名。


伍

刘军洛的观点自是犀利敏锐，但其前提假设是美国处心积虑的战略布局，而支撑这一假设的依据是美国的“狼性”思维。这不免有阴谋论嫌疑，颇具争议。但其逻辑链条中却不乏真知灼见，当引起我们深思。

首先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推行使西方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结构性衰退怪圈。在中国亦然，政府举债以刺激经济，资金却多流入大型交易商手中，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一汽等国企，私人部门得到的资金不足15%。这些交易商的资金主要用于三部分：技术创新、海外扩张、资产投资。照理说前两项都是好事，可是在2009年这种失业人口增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社会根本无福消受这些新技术产品。结构性的问题最终将导致需求不足，这与1929年金融危机相似，也类似于1989年的日本。这就意味着，秉承新凯恩斯主义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提升国内需求，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加速了经济崩溃。

历史上许多次经济危机都与技术进步造成的产能过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技术进步引发经济衰退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奥地利学派认为技术进步导致了消费—投资模式的转变，而人们的行为能够改变消费—投资的结构配置。那么，什么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呢？根据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分析逻辑：政府为扩大投资而发行的货币改变了名义利率，亦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原本人们会理性地在当前消费与储蓄（未来投资）之间进行配置，不会引起泡沫和崩溃。但是，过量货币却让人们高估未来投资的价值，并且让整个社会未来的消费无法满足现在的投资数量。也即，人们借钱是为了未来增值，而不是为了当前消费，因此投资于未来的产能就会增加，而人们的储蓄并未达到可以在未来消化那些产能的水平。这个缺口不断扩大，危机就会发生。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对此亦有论述：任何一次经济萧条都是对以往不负责任的过度投资的一种“清算”。 通过通货紧缩，市场机制会自发地让投资中的泡沫成分消除，并重新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复苏；但在政府干预情形下，政策短期效应降低了公众长期预期的稳定性。这会误导人们，使得结构错配愈发严重。

对于货币主义的救市措施，刘军洛认为：一方面中央银行的注资在短期内会以一种债务的形式推高或稳定自然商品价格，而自然商品价格相对工资被高估则导致了通缩，经济不但不会复苏，反而会使基本面恶化；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恐慌情绪使得套利者不会用新增资金去扩大投资，反而寻求高收益率的海外投资，这就使得大量资本外流，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美联储经济刺激力度远远不够，应该向市场注入10亿元高能货币，方能抵御流动性不足的危机。而刘军洛认为，弗里德曼提出的仅靠美国一家央行就能抵御的系统性冲击是有逻辑错误的，大量的资本外逃将使得货币政策失效。这是由于货币主义研究者将研究时点定于1933年，即英镑已放开金本位制之时。

刘军洛对于货币主义的批判很深刻，但毕竟停留在事实的铺陈。他指出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片面认识以及资本货币政策失效的现象，但对具体成因不免含糊。事实上，这正与奥地利学派对货币中性说的批判相合。

米塞斯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中立的货币。首先，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量间不存在固定比率；其次，试图稳定货币购买力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采取这种步骤，并没有取消第一次变化的社会性效果，只是简单地加上了一次新的变化；此外，所有现实的经济理论之建立，都应是从短期到长期效应的一个渐进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因此，导致通胀、影响决策的应是相对价格而非一般价格。经济政策的主旨之一，是降低包含在货币的未来购买力中的不确定性。扩张信贷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只要货币超发，就必定有人首先获利。在中国，自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这一既得利益集团是银行和央企。

因而，刘军洛的推理看似缺乏理论基础，实则在很多地方与奥地利学派相契合：即在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任何贸然的政府行为（发行货币、扩大信贷），都将使经济体雪上加霜。只是刘军洛将多角世界间的博弈融于推理链条中，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奥地利学派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建立自由市场，让扭曲的资源自发得到配置，回归正常。但在当前环境中，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敢真正践行；刘军洛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建立以资源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以缓冲美元的战略性波动。毕竟我们不能否认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货币权、资源权，而货币的波动又与资源权的获得紧密相连。同时，从治国利民的角度看，对美元走势的预测根本目的在于稳定本国购买力，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刘军洛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战略指导。


陆

刘军洛被誉为“草根经济学家”，其观点在市场上受到很多人的认可。而作为独立经济学家的谢国忠，他的评论亦对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比较二人观点，我们或许能对经济形势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谢国忠认为：美国为挽回衰败的经济、提升就业率很可能会延续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使美元贬值。但是这样做将首先导致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终也将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传回美国国内，使全球经济遭受打击：在此情况下，人民币不应升值，因为大量贸易盈余错不在汇率，而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海外热钱。为防止通货膨胀，中国应该出台高力度的货币紧缩政策，而不是仅仅做做样子。

谢国忠很反对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他认为美国是在玩火自焚。首先，其他国家为抵御通胀和货币升值风险，也将出台量化宽松政策。而通货膨胀最终也将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传回美国国内，使全球经济遭受打击；其次，随着飙升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胀，货币价值将会蒸发。一旦所有的投资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将逃跑求生存。美联储没有办法阻止这种逃跑。即便它印出足够的钞票接下整个盘子，新印出的美元持有者定会将它们手中的美元转换成其他资产，美元一样会崩溃。此外，美国的国债市场并非理性。国债收益率正接近历史低点，美元贬值以及通胀的来临会引致国债持有者的恐慌，进而导致大幅抛售。

谢国忠的建议是，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各国应表现的更像是一家公司。对于美国，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改进：美国一半的贸易赤字来自能源进口，美国完全可以成为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便宜，他们应该有一项鼓励使用天然气的政策；美国在农业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应该更多地去当农民。这种鼓励供给方面的举措可以解决美国的贸易平衡。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刘军洛、谢国忠两人观点的一些交锋。

交锋首先体现在资本流动方向上。在刘军洛看来，世界存在资本流动的“单一世界风险”。当金融世界中大部分分子达成共识，形成“单一结构品种”时，大部分分子最终会出现共同的“反单一需求”，在金融世界中所有这些分子同步大量释放“反向单一需求”时就形成了“核裂变”威力。因为这些“单一品种分子”是生活需求、爱好与习惯大量互相传播与感染的品种，他们会产生同步的思想、同步的言行与同步意识。同时，鉴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当世界发生大危机的时候，世界资本会选择美国；而当美国出现危机的时候，资本会坚守阵地；谢国忠则从理论上对资本流动进行分析：当美国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预期之时，投资者依然会抛弃美元。

刘军洛的分析过分强调了美国的强大。毕竟美国是自由市场，资本的流动很难受政府控制；同时难保其他国家投资者能有与美国战略部署一致的预期。毕竟投资者的预期不同，热钱流动的方向也不能完全一致，现在的国际预期何尝不是人民币升值呢？但是，谢国忠却忽略了美国政府、美国文化的主观能动性所起的作用。

从角色定位上看，刘军洛把美国当做“狼”，是有血有肉更有头脑的狼。因此它会很有计划地将各国玩弄于孤掌之间，为的是吞并他国；相比之下，谢国忠则是从理论上分析未来经济走势。他认为美国犯了严重的决策错误，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调整能源战略改变现状。但是如果真如刘军洛所言美国存在不为人知的战略布局，那么这种期许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局面。因而纵然刘军洛的观点略有阴谋论嫌疑，但他的担心，也当引起国人的重视。

对于经济结构的探讨，刘军洛的思维出发点在美国，看美国的战略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中国经济的，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源自于国内的改革阻力。他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对固定资产的过多投入、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扶持、对农业工业化的大手笔转换，都是错误之举。这些举措使得中国经济最终积累了大量系统性风险，而被美国利用。中国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支出，加大农业补贴…这些都是合理的，但问题是面对中国复杂的权力之网，政府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样的现状呢？改革的路不能倒退，向前走也依然将面对内外压力，聪明、勤奋、听话、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是否能顺利化解，确实需要一个更高瞻远瞩的视角。


柒

究竟导致危机的因果逻辑如何？什么才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变量？学者们均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孰是孰非，难以论断。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完全支持或彻底否定某一方的观点，而是希望能以一个更清晰、更深刻、更合乎逻辑的视角去思考改革发展之路。我们永远无法洞悉到全部真相，惟一能做的，就是在纷繁的现实中寻找到若干关键变量，将这些变量以某种方式进行组装，以期这套装置能够模拟复杂的经济系统的大部分。

这同时折射出经济理论的宿命：我们永远猜不出上帝的造物规则。相比于此，金融市场则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契机：如果我们能猜出竞争对手的策略，胜算将非常大。那么，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是也与此类似呢？倘若美国洞悉到他国的发展战略，并以此为蓝本诱敌深入，它将占尽先机。进攻前，战不必胜不可言战；进攻中，让对手遭遇山崩地裂，这是美国社会的舵手们、现代顶级法律专家的基本生存法则。如此看来，或许金融危机不仅是上帝带给我们的惩罚，更是暗藏于江湖争锋中尔虞我诈的阴谋。


刘军洛 著：《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金融战》，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29.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0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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