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先引用一段前言：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搞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这本书太有现实意义，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正是这样吗？

       电视让我们不会思考。“在电视时代，段落成为信息的单位，没有了共同语境，一切报道都是片段，无法去辨别是否矛盾。“我们在电视中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新闻只有几十秒而已，而在这几十秒之间我们是不可能理解这条新闻的真正意义的。电视给我们呈现的只是一个现象，而不可能去深究其中的原因。即便是有专门分析热点的节目，也不可能分析的太深，因为太深刻太严肃就意味着失去收视率，而电视却不可能不顾收视率的。所以电视上的分析多半是娱乐性多于专业性的。既然电视是娱乐的，我们又能期望从电视得到多少知识呢？书中讲到，”从电视上获取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有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而推论是需要思考的。电视新闻在短时间里包含了大量信息，而大部分信息是对我们大多数来说是没有具体意义的。比如说某国领导会见某国领导，哪里又受灾哪里又强拆，GDP增长多少多少之类的，有首歌中不是这么唱的么：
      “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啊！
　　四万个亿跟我有蛋关系呢？
　　骄傲的GDP它噌噌的涨啊
　　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啊？”
 诸如此类的新闻，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意义呢？就算有意义，我们又怎么去区分其中的真伪呢？中国的互联网永远是最开放的，房价永远是缓慢上涨的，洪水永远是N年一遇的。所以新闻也变成了娱乐，成了消费品，专家们的高谈阔论成了大众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新闻还不如陈焕生说的那两句大白话“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 至少陈焕生还说的是实话，告诉大家买猪可以去猪行，青菜价格很便宜。这是属于有用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各种信息，各种观点，各种片段充斥着我们的周围，我们被信息包围，却又显得无知。新闻本应该是公正的，但事实上却带有新闻工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拍一些不拍一些，播一些不播一些，写一些不写一些。所以说任何新闻背后都有幕后的故事，我们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不过是在阅读理解而已。假如有两个人因为同一件事产生意见分歧争论了起来，为了说服对方他们找来了各自的证据，最后惊讶地发现“咦，这两条新闻怎么完全矛盾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可是，到了娱乐时代，大家都不把新闻当真了，再也没有那么两个人为了一条新闻争论起来，我们真的将如赫胥黎所说，“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可是，在中国，奥威尔的担忧不也一样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