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娱乐至死

世界媒体文化研究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著作。我一口气读完，清晰地看到技术一步步侵蚀我们的文化。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豪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了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了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当如拉斯维加斯一样，一个城市变成一个“娱乐至死”之城，既是资本主义成熟后无味的果实，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也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一
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它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正如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信息”，作者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就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引起人注意。打个比喻，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分分秒秒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了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了商品。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二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的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进入十九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全世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开始，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

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完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在宗教方面运用行文理智的小册子和书，法律系统下中的律师是相信理性擅长论证的，除了这两个方面，这种影响更渗透在商业社会和日常的生活里了。

大多数人能够阅读并且参与了文化对话。阅读为它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是“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办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三
到十九世纪中期，一新一老两种观念的融合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为“娱乐业时代”墓定了基础。

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电报来了，梭罗说：“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电报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定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于是，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和获取的速度。

不管事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个交流环境中，输入总是多于输出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于是，信息第一次过剩了。

芒福德说，电报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切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理解它。
                                                                                                                                                                                                                                                                                                                                                                                                                                                                                　　　　　　
摄影术来了，它被确定为一种“语言”，由于它是具象的，它无法提供给我们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转换。照片具有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堆积在一起的能力。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理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也就是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每种技术其实都有自己内在的倾向，在物质外壳下，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印刷术被看成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而电视则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这里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
四
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好……现在”这个表达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在新闻节目中它意味着我们刚刚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它让我们承认，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于是，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奥康纳红衣主教为了得到观众欢心进行了令人尴尬的努力，某教区的神甫则尝试把摇滚音乐和传教结合起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当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的时候，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而在政治方面，当你看到候选人们在电视上的卖力表演时，伸出你的手头上一票将不再显得神圣了。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一系列的电视教学节目让传统的教室在电视机前的一片笑声中黯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电视提出了三个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你不能有前提条件，你不能令人困惑，你应像躲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也就说，学习不能是循序渐进的，不需要什么基础，不能太难。电视节目或许可以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了重心，但问题是，学习的内容受制于电视节目，还有就是，人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取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　　　
五
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脸笑容的人，而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