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的时代已经来临

读过《一九八四》的人应该会对极权和专制有深刻的印象，也能由其中警觉到个体自由的消亡。不过，尼尔•波兹曼所描述的另一种现象，则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并且不只是忽略，是我们已经成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跟随并推崇于它。

尼尔•波兹曼在前言中比较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那个我们所热爱且可能毁掉我们的东西，就是电视。更确切些说，“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通常我们趋向于把技术/媒介作为一个中性的存在，或是说作为一个工具的存在，其价值和意义在于背后使用它的人。尼尔•波兹曼提出了两个观点，“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他指出，“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这样可能还不是很容易明白，可以加上书中的一段的阐述：“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 ‘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这个观点让我深受启发，原来我们每天所见的现象和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并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如果以此来分析一下现在的电脑、手机等等，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也不知是产生了啥联想，我在看完这本书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关掉了博客的背景音乐。其实，博客是文字的呈现，而音乐，是心情的流露。在一个以文字为主体的场所里，音乐的渲染实则带来的是诱导或干扰，而让人对文字失去其本真的理解和意象。

《娱乐至死》由口头语言写到印刷文字，再到电报、广告、图像时代，最后到达电视时代，一步步去分析不同时代的媒介背后，是隐喻了怎样一种文化，那些文化又是如何在影响我们。看得出来，作者对印刷时代是情有独钟。当然，这不是一个感性或是依据个人喜好而得出来的判断，否则写这本书的价值就太小了。尼尔•波兹曼认为在阅读的背后，实则反映了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的关系。比如，你读书时必须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基本不动，这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专注，不然你就无法理解书中的意思；你还要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并且能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你需要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去区分文字里的语气、情绪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利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格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

读到这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阅读是对我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当然，还有其它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但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影响之一。在文字里获得的启发和思考，包括因此而培养起来的安静、沉思、孤独、深入，这是从方法到态度到心性的塑造，而不仅仅是学到什么知识那么简单。

书中另一个有趣的概念是“信息-行动比”，“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由电报到电视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过剩是日趋严重。在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中，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甚至被信息控制，却越来越缺少智慧的年代。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尼尔•波兹曼提出了一系列好问题，并且在书中做出阐述。

“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保留。”“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会继承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书中有很长的篇幅去论述那些问题，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不过有两段话很值得拿出来分享，好的提问给人的启发比给一个答案还要多。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 ‘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有些怀疑，现今的我们还是否拥有这种痛苦？或是已经拒绝了痛苦，安然沉醉于不知所以的笑里？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这是一个娱乐时代，也是一个轻浮时代。

《娱乐至死》中引用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反思了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作家们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作品的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的心里。”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教育过程呢？杜威说：“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而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看到这一点让我更加的毛骨悚然，这个时代充斥着娱乐文化也就罢了，关键是我们是否正在将娱乐本身变成学习的态度和方法？

“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是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想起做培训时，大家一玩游戏就非常开心，有时甚至将好玩当作评价培训好坏的重要指标。确实，游戏可以带来一种更轻松的氛围，也有其背后的寓意。不过，游戏并不等于学习。我们把看书的时间用来看电视，以在电脑前不断吸收信息来代替了思考，习惯用更轻松更不费脑力的方式去学习，一切以愉快、轻松、惬意为原则，放弃了耐力与沉静。就像尼尔•波兹曼说的，我们的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

看完这本书，还想继续读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另外，他提到过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梭罗的《瓦尔登湖》，也应该找来对照着读。一本好书不仅可以给人启发（是否全信不是最重要的），还能激起你继续探索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