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决定内容

        形式决定内容
        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1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一直对我形成很大的困扰：世界各地的文明，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尼尔·波兹曼撰写《娱乐至死》显然不是为了阐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他是为了解释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是如何对美国社会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但他无疑解开了对于文化形成的诸多疑惑。
        用《圣经》中上帝推倒人类妄图上天的巴别塔而让人说不同语言来解释过于苍白，“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毕竟是客观现实，不是唯心学说能够左右的。我们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那么水土是如何浸入文化，从而改变这抽象的概念呢？
        波兹曼在本书开篇就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媒介即隐喻”。
        对于这句话最好的注释是：“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人类如何通过特定形式去表达观点，往往会决定观点内容本身。譬如，在印刷时代，抽象的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到了电视时代——这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人们更多注重的是娱乐性，一条新闻，一场辩论，吸引观众的都不是其自身的观点价值，而是其娱乐性。“在一场灾难的新闻之后，播音员会一如既往地微笑说：‘明天再见。’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守候在电视机前。”
        作为媒介，印刷品和电视本身并没有思想，然而作为工具，他们对于文字与图像的不同偏好，却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展。就算是美国总统选举，人们也越来越不关心总统的政见和提案，而越来越关心他们在电视上的形象。
        正如此，“会话”形式本身——即媒介——对于内容的倾向性偏好是影响文明形成的初始原因。虽然波兹曼并没有向前追溯，但是我们不难用这个理论能够解答前文的疑问：某个生活在多藤蔓树林的原始部落发现用结绳记事能够帮助他们记事（譬如中国文明）；另一个生活在多石多沙地域的部落觉得用石头在墙壁上直接画画要更加明晰（譬如埃及文明）。在漫长的发展中，藤绳与石头这两种最原始媒介——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公共话语的“会话形式”——的发展，必然会影响自己部落的思维方式并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对抽象思维更敏感，因为结绳本身只是一个将客观事实符号化的过程，而第二种却具有更好具象感官。
        如是，同样面对一次闪电，在文字世界的描述中，是难以理解的，它很容易就带上神秘而诡异的氛围——类似神学的起源。而在图画的世界，闪电显然更容易具有浪漫而激昂的氛围。这样，差异就产生了。
        当然，真实历史并不一定是这样，然而这个理论却极好地将唯物主义历史观融入进去。媒介，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在被人类偶然发现并使用的过程中，却很容易就能因为其自身的偏好性（或者说局限性）左右人的思想。
        有鉴于此，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毛笔很自然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柔软、多变、婉转莫测，长于曲折而堕于直锋。
        这让你不禁想：如果中国民族一直使用刀笔至今，泱泱中华莫不会变成一个强硬而直率的民族？
        
        2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最近在读的另一本书——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虽然这本大部头还只是刚开了个头，我却惊奇地发现芒福德和波兹曼之间，在观点上拥有如此紧密的传承性——波兹曼的理论真好解释了城市的发展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波兹曼果然在下文中提到了芒福德。他大段得借用了后者《技术与文明》中的论述，用以说明工具——一定程度上即媒介——是如何对文化形成巨大影响的。
        在人类进化史上，各种各样的工具一直在被人们发现并利用着。从最早的石头、骨头到后来的印刷机器，到今天的电视电脑网络，在人们不断制造这些机器来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这些工具无可避免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
        比如钟表定义时间是中性的，但是它无疑让人对时间这个本来虚无的东西有了明确的定义，乃至具象化，视觉化。钟表发明以前，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只是白天黑夜，然后钟表让我们对时间有了精确的具象的感受，抽象的认知代替了自然的权威，这就是文化。技术绝非中性，技术本身已经隐喻了文化的倾向性。
        手机，作为现代人最重要的工具，它在消除这个世界的地理距离时，正在极大地拉大着人与人之间的内心距离。你有多少朋友，因为拥有他的电话号码就很少跟他联系了？因为你知道当你要找他的时候，你能找得到（他的号码），而大多数时候你是不需要找他的，于是，隔阂就产生了。用冯小刚《手机》中的话说：这哪里是手机，分明是手雷。
        一个中国移动广告让我印象深刻，那支广告用温馨的方式讲述了移动技术的先进和它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起到作用的——摄影师为了拍摄照片，跑到蒙古，在过年时打电话回家说不能回家过年。然后撇开妻子、儿子和父母失望的眼神，通过视频和一家人“快乐”地过年。这个广告，简直就是在给我们展示技术是如何活生生破坏人类思维的过程的——亲情、爱情都在技术面前低了头。
        QQ让中国人开始了全民网络的信息时代，让我们越来越习惯虚拟生活而脱离现实（当然，他也让我们的工作生活许多方面变得便捷多了）。而如今正红火的微博，则试图改变社会公共话语平台——这几乎正在扭转中国人对于社会话语权的看法和惯性思维。
        正如《娱乐至死》所描述的，电视的出现，让人们的大脑不再习惯思考了，因为电视不会容你思考，它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播出电视节目，一个个画面不停地在你面前跳过，你根本来不及思考。51%的观众在看完一则新闻之后几分钟内无法回忆起其中任何一则新闻。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如是感慨，“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昆德拉显然看透了技术和机器的伎俩——如同《黑客帝国》和《终结者》中的网络那样反骨——“跑步的人和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急促的呼吸和脚上的水泡，当他开始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和岁月；而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辆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这一点上，昆德拉和宫崎骏能够促膝长谈。宫崎骏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几乎都在传达这个信息：不要再让那些冰冷的机器破坏我们美丽的大自然了，因为这正是在杀死我们的文明。
        
        3
        波兹曼的观点还能在芒福德的另一部著作中找到印证。在芒福德最富盛名的《城市文化》中，他试图告诉我们城市的规划是如何在文化演变中起到作用的，从而让我们明白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因为城市中的每一项功能性建筑都会对人类文化进行篡改——一个布满了高速网络的大都市和一个交通靠走通信靠吼的城市，必然会在文化上有着天壤之别。
        今天回望，在人类没有找到储存电的机器之前，这个世界是多么黑暗？这或许就是城市于文化最明显的影响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宣传理念，其实只是芒福德观点的一个方面。伟大的城市建设当然能够对生活以及文化形成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矗立在纽约曼哈顿的自由女神，曾在上世纪初让多少来自全世界各大洲的人们欢呼雀跃？洛杉矶的灯红酒绿又是如何让“人们愿意花500美元买你的一个吻，而只愿意用5美分买你的灵魂”。迪斯尼乐园的建立，很容易就让奥兰多这个城市如同童话般灿烂。
        然而，在城市建设中，如果在设计之初，就从来没有认真考虑（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城市建设本身对文化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而只是简单得模仿大都市的外壳，想当然认为大城市就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那么文化最后很可能反过来咬你的城市一口。
        2011年，中国遭遇了好多百年不遇的大雨，以至于“去北京（北京可以更换为武汉、南京、长沙等多个地方）看海”成为网络上的潮流。我在2008年刚来上海工作时曾经有幸经历过这么一次坐着公交车看海的状况景象。很明显的一点，在网络上恶搞戏谑的背后，是对中国大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鄙夷与调戏。
        于是，许多城市建设者跑到青岛去取经，因为这个曾经作为德国租界的城市在历史性数字加起来可能都超过了公元年份的历史性大雨中，不曾因为半点积水影响生活。为什么呢？
        “在我小时候，经常会和伙伴们从栈桥附近的排水口钻到排水管道里玩耍，那些下水道，最宽的主道能开车，最窄的支道也能并排走两个人。”青岛的的士司机说，“青岛怕干不怕淹，全靠德国下水道。”
        并不是想赞美德国人，但是从排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城市建设本身对于文化的作用了。不管青岛这个城市到底拥有怎样的精神，起码这里的居民，不用在夏天唱着海的咏叹调了，他们更有心情欣赏阳光。爽朗的城市，当然更容易有爽朗的居民。而积水的城市，难免不滋生出容纳“丑臭污”的“积水文化”。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47%，发展速度超过了一百年前城市急速膨胀期的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日夜兼程地建设改造着自己的城市——征用农民的土地，拆掉那些代表了城市文化的古老建筑，推倒孩子们成长中决不可缺少的学校，赶走那些因为没钱买不起商品房的底层居民。
        这些现象正是我们每天在新闻网络上看到的社会热点（国家发展需要与人民生活保障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撇开这些现象本身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民保障制度、行政执法方式等等方面，单从城市建设的文化隐喻角度看，中国现行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在原有文化上的发展，而更像是强行打破一种文化（固有的城市风格），再强行向人民植入另一种文化。
        这也正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如此受到关注的原因吧。是否值得，另外讨论。
        
        4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尼尔·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波兹曼仍然在本书的结尾提到了电脑。波兹曼认识到电脑在未来将成为重要工具，但是时代的局限毕竟让波兹曼无法成为一个预言家。在他看来电脑的发展在未来仅仅只是会成为一个数据中心和资料库。因而很难影响到个人从而影响人的生活，乃至改变文化。
        所以在他看来，还很难理解以电视、电脑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到底是如何在通过制造前所未有——比以前整个历史提供的信息都要多——的信息，来影响人类的发展。
        比尔·盖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1975年盖茨从哈佛退学开创微软公司之后，他就开始着力于将紧紧作为数据库的计算机变成人手一台的个人电脑。而这个过程，将波兹曼对于电脑的误解全部消除。因为很快电脑就取代电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便捷的方式了。相比较电视让人目不暇接的信息量，电脑以及随之而来的英特网所能提供的信息量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因为微软和英特尔（Wintel）的技术，已经改变了信息的生产模式。
        微软提供的桌面系统以及随之而发展的英特网，是人类信息生产的一次革命。作为一个公共媒介——你只需要拥有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它让信息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保存平台，同时它让全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当中，它就像一间超级大工厂，拥有几十亿员工，每天都在昼夜不停地生产着信息，供人索取享用。
        信息大爆炸带来的难题就是信息的检索，而这个课题，有拉里·佩吉来解决。作为Google公司的创始人，佩吉比所有人都更早认识到信息检索的重要性。于是他发明了Google搜索引擎。从此以后，我们无需再像过去一样必须依靠固定的网址去查找想要的信息。Google的那个小窗口能让你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信息——你不用像古代的天才那样博览群书，博闻强记，你想要的知识这个窗口都能告诉你。
        当信息的处理找到最佳的途径，虚拟世界有了新的野心。Facebook成为Web2.0时代的王者。这个总共不过14个字母的网址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生产和检索信息了。它在技术上和结构上的便利性，让它很容易就侵入到人们的现实世界中。网络信息作为一种媒介——如同印刷品、电视一样的公共话语媒介——轻而易举就贡献了人类的思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在Facebook上寻找异性，或者洽谈工作？
        这三个公司，清晰地展示了网络时代是如何利用其媒介属性改变这个世界的。微软改变了信息制造模式，提供了优于电视的会话平台。Google完成了信息收集和分类，并提供和完善的检索机制。如果说即使通讯软件还只是让人在沟通上产生便利，那Facebook社交网络的性质则在实现信息分享和过滤同时，并且真正意义上侵入了现实生活。让人们把展示自己的平台，从身边的现实世界，搬到了虚拟的站点。
        而这一切，依托于网络，这个新兴的技术。无疑，网络终会成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媒介，取代电视。从微软到Facebook，网络时代提倡比电视市场更快的节奏，更广杂的信息，更开放的娱乐（落实于每个人的草根娱乐），更公开的会话，更短暂的记忆。
        网络时代很轻松就改变了文化，因为从现在开始，你很难再看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了，他能够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网络时代让社会没有隐私，我们甚至能在网络上“维基解密”，这必然是对固有文化的一次重新解构。
        但同时，网络也让人变得更加孤僻——基本上，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完成生活的所有部分。
        还谈什么文化？！
        
        5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在讨论“电视”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对象，而在于，它让我对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找到了共鸣——譬如我的工作：杂志编辑。
        在单纯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我偏爱文章的内容，而忽视文章的设计。就好像走进饭馆点菜，偏爱菜的食材而忽视大厨的技巧。甚至在作为职业编辑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文本的喜爱，也远超过对版式设计。面对一篇稿件，我在寻找素材编写段子上所花的时间要远比为这篇稿件找到一个有意思的构架所花的时间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然而最近，我的脑海中却反复在考虑一个问题：文本的结构对于文本的最终阅读体验有多大的作用？
        简单点说，就是一篇文章，它所采用的结构形式（文字编排的格式），对于整片文章，最终落实到杂志实体书上的最终阅读效果，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工作的需要，必须大量翻阅外刊、过刊和其他刊物。而在翻阅的过程中，在所有比较优秀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发现文本结构的重要性。譬如《体育时空HOOP》（早期，孙雪尘主编期间）为什么看起来要比《灌篮》更加精良，很大程度上在于《HOOP》内文章在结构形式上比较多样化。
        这里所说的结构形式，不仅仅只是文章确定之后，后期版式设计上的多样化和趣味性（这点事显而易见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确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文章文本自身在创作阶段，结构的多样性，往往能够在后期版式加工过程中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譬如同样一篇奥尼尔的稿件，如果简单按照常规套路，小标题分段，观点论述，它会是一篇正常的不会出错的（当然，也可能是精美的）杂志文章，但是，在《HOOP》的封面故事中，这个稿件被处理成语录体，以奥尼尔各种精彩语录为主体，写成一篇如同讲稿般的稿件。其中对于奥尼尔语录原文的引用和融合，而在正常文章段落之间，又穿插着出现单独的纯语录，让整篇文章趣味性大大增加。很明显，这样丰富的文本结构让本文的后期处理更加简单，因为文本本身已经决定了它将呈现出怎样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文本结构理解为波兹曼所说的社会会话中的“媒介”，而最终版面效果视为“文化状况”，那么很显然，文本结构作为文字的“媒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它最后倾向怎样的版面效果。一篇结构新颖，层次丰富的文章，在设计的过程中，很难变得平庸，而相对的，一篇平庸之作，想要在设计上完全弥补文本自身之过，则拥有相当大的难度。
        杂志制作的过程中，文章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阅读的趣味性。文字结构与版式设计的双重结合，是保证杂志内容可读性的重要环节。注意，不仅仅是版式设计，文本结构本身的形式非常重要。
        这就要求负责稿件的编稿人本身在作者开始撰写文本之前，就将最能体现文章意图的文本结构思考清楚，并与作者进行前期沟通，得出最佳形式。这又要求编稿人自身必须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能够在文本与版面效果之间，于文本撰写之前就拥有一个清晰的蓝图，这样在执行的过程中，才不会因为偶然因素导致最终崩盘。
        而这正是需要学习的地方。